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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原谅-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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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人们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独立自由的理想主义学术圣地，是一座真真切切的象牙塔。用竺可桢的话说，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大学吗？有！更讽刺的是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由京师大学堂转变而来的北京大学，1915年由蔡元培入主校长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艰苦岁月里造就了我国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8个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同样美丽的，还有另一个海市蜃楼—燕京大学。这个由司徒雷登开办的仅仅存在了33年的学校，在那个历史的夹缝中用它短暂的生命给中国留下了最鲜艳的色彩，最美好的回忆。33年里，燕京大学注册的学生加起来不到1万人，却培养出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位工程院院士，这样的“效率”足以让如今的大学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人，只不过是这1万人中的代表。当年燕京大学的气势之盛，甚至引来了哈佛同它合作，在中国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还建了图书馆，而司徒雷登标榜的自由之风，秉承的“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让这所学校引来了无数大师。那个年代，西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国际上的盛名，毫不逊色于哈佛牛津。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1949之后的高等教育也不能说完全失败，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也没有现在这么低俗，即便不是象牙塔，也还算是一片纯净的场所。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的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
我们不仅见证了大学的堕落，更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号称“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自诩“孔孟之乡”的民族的教育的堕落。一个有如此光辉教育历史的国家，如今竟落得这等地步，真是让人无语。
但在无语的同时，咱也得画个问号，纳闷儿它咋就成这样哩？上帝究竟做了什么，竟让中国的教育如此悲哀？竟让我们如此不幸，生在这么一个悲催的时节？
下面我们来把这个问号完整地画出来。
“教”
中国学生干什么都喜欢抠字眼儿背定义。老师就这样教我们的。
那咱就来抠抠字眼儿，看看啥叫“教”我们。
“教”原本是个象形字，描述的是老师拿着棍棒监督孩子学数学的场景（拿着棍棒就够惨的了，还要学数学。）
而其本意又该如何阐释呢？
上所施下所效也。
—《说文》
教者，上行下效也。
与英文education恰恰相反，中文的“教”强调的不是引导自身的能力，而是上行下效，说白了就是学别人，背别人写的书走别人走的路。如此说来，现在的中国学生真是达到了教育的极致。
其中“上”“下”二字更是值得玩味。或者说没啥可玩味的，明摆着就是说老师家长在上学生在下，地位差别一目了然。这是后话。
那到底应该“上行下效”，还是应该“educ”呢？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出那些能够做别人没做过的事的人，而不是让人简单地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事。
—皮亚杰
这句话翻译得不大通畅，还请见谅，毕竟老师没教过我怎么翻译它。
孝？顺
既然“教”的左边是“孝”，那么说“教”要从“孝”说起；既然都说父母是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那么咱也要从父母开始分析。
之前我们看到外国的父母给孩子自由，考多少分上什么大学以后干什么，都是孩子自己的事，他们犯不着管。怎么中国的父母就没这肚量呢？从期末考多少分到以后找什么工作找什么对象无所不管，跟城管似的烦死人了。萧伯纳曾经感叹：“家长们要是知道孩子有多讨厌他们就好了！”（If parents would only realize how they bore their children！）这话应该我们说才对。
殊不知，这“无所不管”在中国还有着悠久的传统呢！
都说“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此话不假。“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父母生你养你，你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天经地义，全世界都一样。然而中国的“孝”却走了样儿。
子曰：“父在观其行，父没观其志，三年无改父之道，可为孝矣。”
—《论语？学而》
孔老师说的啥意思？他说，当父亲在世时（因为孩子无权独立行动），儿子要观察他的行为，模仿他；父亲死了之后，就要弄明白他的志向，继续去做；倘若三年内你能够遵循父亲的想法行事，放弃自己的想法，那就算是“孝”了。
这句话功效好比卸妆油，剥去了“孝”的胭脂，使她露出了那比凯列班 还丑陋的面孔：只要父母在世，你便无权独立，即使父母死了你也要遵循他们的处事方式。你是父母的影子，他们怎样你就怎样。此时，“孝敬”已然变成了“孝顺”。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所谓“孝”的精髓，实则在于“顺”。
那为什么要“顺”呢？
贵贱有等，长幼有序。
—《荀子》
荀子一语道破天机：在中国，长幼之间是有等级的，你生来就比你爹娘低一等。古代当爹的不跟孩子一起吃饭，也不亲自教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强调这种等级关系。
对此关系，孔子用一句结结巴巴的话做出了诠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错，你爹之于你，就如皇帝之于臣子。之后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也能体现这点，而宋明理学更是夸张：“君要臣死； 臣不敢不死； 父要子亡； 子不敢不亡。”
《汉书》上说，汉武帝时重臣金日迪，因其子行为不轨，便杀了自己的儿子。
小时候吵架老说一句很幼稚的话，“他让你跳楼你就跳啊！”现在才知道，要是爹让我跳，我就得跳。
父者，子之天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
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
—班固《白虎通义》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某理学家说的 不知道是谁
“孳孳无已”这四个字，或者说“无己”这俩字真是形象生动。既然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那他们说什么你照办就是了，还哪有“自己”。在中国咱当儿子的仿佛生来就自动降了一级，直接成了孙子。
“父母皆祸害”那小组里好多人抱怨父母总管他（她）们的私事儿，有的说父母总对女朋友指手画脚，有的则是直接把有情人生生拆散。其实你已经很幸运了，古代的婚事从来都是被家长“包圆儿”，根本就没你自己说话的份儿。“指腹为婚”更是夸张，父母对着大肚婆乱指一通乱点鸳鸯谱，如同闭着眼睛买足彩，买到西班牙还好，买到朝鲜就瞎了。随之而来的悲剧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素材，比如《孔雀东南飞》，就是焦某他妈不喜欢刘兰芝，非要把俩人拆散，最后二位各挂东南枝，悲哉，悲哉。
婚事不过是家长“无所不管” 的一个小小例子。古代还有个荒诞的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必须给我生孩子，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你说生不生孩子关他什么事儿啊，没准儿他儿子天生是个同性恋。
我正好有个问题，你说怎么好多同性恋都有孩子哩？王尔德就是一例。
估计王尔德不会对他孩子说“你考试考好点儿，给你娘争争光”。中国的“争光”也是有传统的。“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既然论语都这样说了，那么我们后世这子子孙孙都要去“显父母”，所以下次你娘恨铁不成钢地哀叹“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啊！！！”的时候你别不高兴。
毕竟你是她孩子，应当孝。哦不，应当“顺”。
师者，所以传授“真理”也
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美德：尊师。我小时候敢不听我妈的话，但从来不敢不听老师的，因为老师好像总有一种威慑力，比我高一等，让幼小的我心中产生巨大的畏惧。这大概就叫“师道尊严”。
中国老师高出的可不止一等，而和古时学生比起来我还不算忒的：在古代私塾，开学那天全体学生都要跪地九拜至圣孔子的神威，然后再三拜私塾先生。跪拜结束还没完，起来马上还要设宴请老师吃饭。而平日，你看见老师就要主动拜四下，俗称“四拜”，此乃仅次于对父母的八拜之礼。等到老师走了，你还必须目送老师背影，等他走远才能离去。
我好歹还没见着老师就扑通一声儿跪下。我原来只听说臣民给皇上跪的，没听说还要给老师跪。
现在终于明白了，不仅你爹，你老师也是皇上。要不怎么说“天地君亲师”呢。要不怎么《尚书》说“天降于民，作之君，作之师”，怎么《学记》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教师也者； 所以学为君也。”老师就是你的皇上。这样看来学生给老师下跪就太合情合理了。
那老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因为他教你。
古之学者必有师。
因为只有他能教你。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因为他是真理的化身。
古人竟傻到这地步，以为老师就是道，是真理。我看古代老师就应该在脑门上贴个条，上面写着“我是真理”。古人认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你要想获得真理，首先就得高度尊崇老师。 《吕氏春秋》认为，重视教育应真正从尊师开始，否则便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难怪咱总说学生去“求学”，老师在“授业”。真理都在他那，你只能求了。
也奇怪“无师自通”这词咋出现的，我觉得它对于古人就像“韩国人”，对于韩国人一样—搞不懂这词儿到底是个啥意思。清朝时候黄宗羲还说：“古今学有大小； 未有无师而成者也”。没有无师自通的，绝对没有！
既然老师哪儿都对，那当然要尊重他了。于是古人就提出“师道尊严”呢。其实原本是“师道然后尊严”，后人可能觉得把“道然”这么有趣的名字放在如此地方太煞风景，则去掉了中间俩字。
短短四个字，却能从中找出多少教育问题的端倪。从学生缺乏批判精神到体罚，从学生杀老师到女学生被潜规则，都能在此找出缘由。
其实尊严后面还有一个更耸人听闻的字。荀子当年讲当老师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尊严而惮”。“惮”！所以我害怕老师很正常，而你不光要在老师下面，还要哆嗦哆嗦，表示自己很“惮”。
荀子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 教而不称师； 谓之倍（背）。
我刚上高一的时候，学校为了改造学生思想开过一个主题为“听老师的话”的讲座，我听完那讲座便大为不爽，满腔愤恨地跑去找年级组长质问凭什么让我们“听老师的话”，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啊！古人说话时不称颂老师都要被扣上“叛逆”的帽子，那我们课上和老师争辩，课下跟老师顶嘴，有时候觉得老师水平不高讲得不好还上课睡大觉回去自己看书查资料，真是逆反之极，罪该万死。
我还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为什么我们的创造力如同英格兰队的中场一样匮乏。
如果你的每个想法都“为师是从”、“师云亦云”，如果每个老师都按前人的方法教学，那么任何创造都是浮云，整个教育就如一潭死水，臭了几千年的死水，而如此推导，最后大家都是孔子的徒弟，他老人家是金字塔的顶尖，后人只能一层一层往下摞，永无出头之日。怪不得咱管孔子叫“先师”，怪不得千年来直到现在学生都要膜拜孔子像跪拜孔子庙，尊其为“至圣”。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至圣”。
虽说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谈话法”的鼻祖，但仔细琢磨却发现他俩截然相反。某苏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无知”，他一直觉得别人比他懂得都多，于是总以谦卑的姿态在雅典街头请教别人问题，即便在功成名就后亦是如此。
反观孔子，整篇《论语》全部是弟子向他请教。“老师，到底啥叫孝吖？”“无违即是孝！” 从孔子这儿开始，老师心里就滋生出一种高出学生、“尊严而惮”的姿态。
咱假设一下，若孔子和苏格拉底跑到一起，又会怎样。
衣衫褴褛的苏格拉底大概会不解地问：“孔先生，啥叫不耻‘下’问啊？难道问个问题还有上下之分？鄙人不懂。”
你懂的。
死记硬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前面说了不少传统美德，但要说最使中国学生独一无二的，还数“死记硬背”。
一提到古时课堂你会想到什么？一定是一帮小毛头坐在座位上摇着脑袋齐声背书的场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摇脑袋，又不是去看演出）。没错，在古代，小孩子一般是在政府办的学馆或个人办的私塾里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每天背书，比谁背得多，要不会背就得挨板子。都说十年寒窗，听着挺高尚，但它实际意思就是花十年时间在窗户底下背书。据统计，古代书生要背《论语》11705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此外还要熟记几倍数量的注释以及其他的经典、史书、文学书籍等。
和他们相比咱还真算幸运的。
中国人历来对“背”青睐有加。而进入科举时代，尤其是“明清时节”科举退化之后，死记硬背就俨然成了唯一的学习方法（同现在无异）。而死记硬背之精华，在于“死”、“硬”二字。
前两天我的大学老师刚讲过考试技巧：“到考试前知识点你要是还记不住，就硬记，比如数学公式，你也不用理解，把它印在脑子里就行……”
学馆或私塾的师长，对课文很少讲解，从启蒙读物到经史之类，就是要学生死背。
我一听，嗬，这老师跟古人说的一样儿一样儿的。
中国特色的背，就是不用理解，死背。直到现在，小孩儿从话都说不利索就开始背“三百千”，背得烂熟，却怎能通其意？不要紧，背下就可以了。背的目的就是背，不多也不少。古代学生背诵完全是在机械状态下进行，老师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你每天都跟复读机似的，坐在那里叽里呱啦翻来覆去地叨咕这一篇文章。
为了死背，古人还发明了各种“窍门”：必须背够一定遍数，“一百遍强过五十遍，二百遍强过一百遍……” ；抄书，当年苏东坡天天抄《汉书》，最后只要说一段首字，他便能把整段默写下来。现在咱不也用这些“窍门”么，高考前要把历史书背多少多少遍，一边背一边抄在本本上，还拿五颜六色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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