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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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上的矿难

　

作者：熊培云

几天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组新闻照片，说的是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上，一边是国旗，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人在强拆她家的房屋。她在火堆边的求饶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路，也许是因为矿难作为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你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屋顶上的骑兵”以及“　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

这段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事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多么美妙的事情。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然而，在上面的那则充满悲情的新闻里，我只看到唐福珍的侧影，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

老实说，我是在几天后才牢牢记住“唐福珍”这个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记忆差，而是因为这位“悲剧主人翁”有着怎样一个名字并不重要。过去，我们常说，不要轻言死去的人们，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更知道，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

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其房产也被认定为非法建筑，不受法律保护。她的自焚令人心痛，而在她死后，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亲戚要求见她最后一面，答复是“先请示一下领导”。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那样似曾相识。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英国农民因为领主的巧取豪夺这样向国王“上访”诉苦：“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米波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近些年来，“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米波尔的幽灵开起了嘉年华与演唱会。评论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剧并要求他们在纸上写下各自的感想。有位学生用了这样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你甚至不用细看余下的文章就知道这位学生在写什么了。大家不是总在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而这一切，在已然绝望的唐福珍那里，渐渐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就真的只有“拆下肋骨当柴烧”了。

个体的物权又一次被粗暴践踏（编按：唐家人曾与当地村委会签订建房用地合同）。2009年的这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的矿难不同的是，在那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那里坍塌。

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悲叹，从开胸验肺到到这场屋顶上的自焚，维权者“反求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样的悲剧！别人抢夺你的房屋，你却要没收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幸！

绝望无济于事，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甚至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有生命就有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应该结束自己针对自己生命的那一场“暴政”。（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公民膝下有黄金20061230　10：00：21　来源：　新京报（北京）　　网友评论　35　条　进入论坛

作者：熊培云

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前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一时舆论哗然。（《潇湘晨报》报道）

有论者认为，“下跪求职”表明昔日的“天之骄子”今已部分沦入社会底层，而导致硕士生下跪的原因是“霍布斯选择效应”，言下之意，他们在找工作方面已经“别无选择”。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日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也表明，城乡居民将“就业失业”仅次于“看病难、看病贵”列为第二大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悲情遮掩希望，得出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毕竟，没有哪个用人单位逼迫研究生在求职时下跪。进一步说，面对激烈社会竞争时，尽管“天之骄子”失去往日的光环，仍不足失去他的尊严。只要承认自己是公民，即使输掉一切，仍有机会从头再来。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有些中国人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应该说，研究生下跪同样是源于这样一种“高度浪费”。不久前，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尽管几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从社会心理来说，作为“文化”或“风俗”留存的“下跪”仍是许多人得心应手的行事方式，甚至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急机制”。在许多人心里，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从近两年来的网络文化与新闻生活中找到证据。比如某些网民夸张地“跪求”某某注册码或软件；西安曾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名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就在不久前，河南某报记者因为受访者下跪因此“陪跪”采访了10分钟。

不可否认，下跪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同样具有某种“进攻性”。众所周知，“求职”并非“乞求”一个职业，而是“寻找”一个职业。“乞求”是自我矮化、等待施舍，而“寻找”却是订立契约的过程。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决定录用或不录用谁，正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社会分工，而非出于对社会布施恩情，或受迫于某人“膝盖下的重压”。

上世纪初，面临救亡图存，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说“有我（自我）在，中国不亡”。应该说，今日中国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与“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显然，以上发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下跪”事件，无论是对于执法者还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都无益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成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相信中国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之间的充分博弈，就不得不承认——若要社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尊重，社会就必须挺直腰杆做个好儿男，就必须体悟什么是“社会膝下有黄金”。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膝下有黄金”，本质上就是“公民膝下有黄金”。　　
没什么鸟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20080907　11：59：36　来源：　南方网　网友评论　307　条　点击查看倘若今日中国人愿意正视上述历史，并借此机会将麻雀尊为国鸟，倒也不失为替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赋予了某种自新之志与忏悔之精神。　
作者：熊培云

齐齐哈尔市几位主张将丹顶鹤定为国鸟的全国人大代表日前收到了国家林业局的答复。据称，国家林业局已经将丹顶鹤以60％的得票率位居榜首的评选结果提交国务院审查。不过，有关丹顶鹤能否立为国鸟的争议仍在持续。　

一是有人认为丹顶鹤的英文学名JapaneseCrane和拉丁学名Grusjaponensis直译都是“日本鹤”，所以作为中国国鸟不合适。对此，有人见缝插针地指出，这个日本鸟名字将“考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显然，争议并不止于丹顶鹤是“日本鹤”。有天涯网友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在10种候选鸟中选国鸟，谁知麻雀竟以35。8％的支持率荣居榜首。　

在这个解构流行的年代，麻雀能异军突起并非不可思议。只是，有人认为这个结果很“恶搞”时，我却觉得支持者很严肃。　

众所周知，以人类选举之常识，如果对候选鸟不熟悉，选鸟者多半只能投反对票或弃权。而事实上，每个中国人的成长岁月中几乎都有关于麻雀的记忆。麻雀是中国分布最广泛的鸟类，南北东西，可谓“有井水处就有麻雀”。这一切无疑为麻雀当选提供了广泛的民意条件。至于我自己，如果愿意选麻雀为国鸟，也是因为麻雀曾经“为鸟谦卑”，早在我幼年时便已在我家牛栏草屋顶上造窝，为它今天的选举拜票了。在我看来，麻雀是“生活的鸟”，现在选它为国鸟便是让“生活的鸟”上升为“理想的鸟”了———将生活当做一种理想，何乐不为？　

透过相关争论，不难发现，在许多麻雀支持者身上其实透散着一种虽诙谐却难能可贵的忏悔精神。尽管今日中国麻雀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曾经极不公正地对待麻雀。为了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那时“学生停课了，工人上街了，教授上房顶了，农民上山了，军队拿出了枪炮”。1958年4月19日，北京进行了全市抓麻雀总动员，300万人热烈响应。锣鼓喧天，彩旗飘扬，鞭炮齐鸣。据次日《人民日报》报道，当天全市统计出来的累死、毒死和打死麻雀共有83249只，还称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载《国家历史》：《除“四害”，麻雀的艰难岁月》）　

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网友认为选麻雀为国鸟所体现的是“中国人对麻雀负罪和欠债，总要想办法有所补偿”。此说实非虚言。于情于理，倘若今日中国人愿意正视上述历史，并借此机会将麻雀尊为国鸟，倒也不失为替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赋予了某种自新之志与忏悔之精神。　

麻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同样说明它是鸟类世界百折不挠的草根力量。尽管命运多舛，险象环生，但是麻雀终究能在种种艰难困苦中逃出生天。难怪有人感叹，麻雀这惊世的命运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么？而且，麻雀作为中国诸多城市仅存的非家养鸟类，对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中国人来说，其象征意义显然远远大于丹顶鹤。换言之，为麻雀支持者免去后顾之忧的是，即便有一天麻雀贵为国鸟，也不会为国所累，不会为“天鹅绒鸟笼”所折服，而始终能够保持飞鸟的行止与情怀。显然，这种精神是许多“被家养者”需要的。　

更重要的是，以数量计，以麻雀之鸟口来喻中国之人口似乎也合适。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若尊麻雀为国鸟，人们同样可以在麻雀身上看到自己的境遇，看到“我很小，但是我很国家”。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权利谱系上，每个人，即使被人诬为“小民”者，也有不可摧折的平等权利。在此意义上，以麻雀为国鸟倒也不失为对个体命运的价值弘扬。　

与麻雀相比，丹顶鹤离中国人的生活终究遥远。人们之所见，多不过是电视片或者宣传册上的鸟模鸟样，而且即使立于泽国，依旧金贵得像是不会给自己打伞的某些领导一样生活不能自理。与此同时，虽然道家贡献过“松鹤延年”的说法，但如今的丹顶鹤已经濒临灭绝，孤零零的像是被流放到了三江平原。如此凄凉晚景，怎能代表一个号称正在“和平崛起”的国家？　

有些争论则比较另类。比如中国人爱打麻将，而这一精神道具的别称就是“麻雀”，所以让麻雀作为国鸟也是实至名归。此外，也有反丹顶鹤者建议，与其吵来吵去，不如征用鸡。理由是中国地图如鸡，如果以鸡为国鸟，对于增强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与维护领土完整定然事半功倍。况且，法国不就将鸡选作“国鸟”么？　

其实，争来争去，无论严肃还是戏谑，谁都知道，没有什么鸟可以代表国家。有关国鸟的评选，充其量只能佐证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风尚与观念———因为国家之形象体现在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里，而不在于某只鸟的花色品种及其鸣声是否婉转。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熊培云）　　
　　　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


《半月谈》杂志日前编发了一位从事信访工作的乡镇干部的真实经历。配发的编者按指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的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他们，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

当然，这里的“理解”，只是“同情之理解”，并不代表支持。文章中的一些细节的确表明，目前严苛的“零上访”、“一票否决”等政策不仅伤害了那些有冤不能诉的上访者——体制外弱者，同样制造了“体制内弱者”。也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安排，使体制内弱者与体制外弱者之间发生了无谓的纠缠与对立。而这一切，都不是孙东东的“精神病偏方”所能解决的。

据这位乡镇干部介绍，他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文中谈到当地一位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17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