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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高处-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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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救救故乡，救救公共精神20090413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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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以下是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专栏文章，谈河南灵宝县政府的胡作非为以及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思想国·21世纪评论（。21pinglun。）
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在拘留8天后，由于王帅的家人同意当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树，警方才对王帅作了取保候审处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并且每两个月写一篇“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警方。
余下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帅表示此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恍然大悟的悲观表白，难免让人伤感——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这样，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而荒谬的挫折，从此在心底默默唱起“我们是犬儒主义接班人”的。
从记者调查来看，王帅不过是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关心。然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这突如其来而且差点让他丢掉工作的牢狱之灾的确足以教他“学乖”。而从整体上看，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25岁到30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而这一年，王帅只是24岁。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林语堂）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写到：“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在此意义上，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同样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可能被捕的危险之中。
事实上，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类似“文字狱”并不少见。人们厌倦讨论“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公众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与维权之难。“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在乡下，虽然偶尔也会有人谈论权力的腐败，但总是孤木难支，以至于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的萤火虫一样，只会在燥热的夜晚悄悄然闪点光，一到白天就都没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中国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的权力本来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的是，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变相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作为弱势一方，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为一种劝降子女的力量，务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向我讲述自己在家乡维权时的艰难：就在他返乡动员村民查村里不明不白的账的时候，弄得他的父亲大为光火，觉得儿子在给他的生活添乱，因此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公共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留下了一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的。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言下之意，国家不给我好处，我何苦为国家操心？应该说，这些具有报复性质的话语所体现的更多是臣民对君主在心理上的抛弃，是一种日常的反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即便它是对的，任何一个还有点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定：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前程与命运。
救救故乡，救救公共精神，还是让我们感谢互联网吧。尽管国外有学者，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t），认为互联网技术正在消灭公共生活，像章鱼一样将本可以走向广场的人们绑定在书桌之前，让他们“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互联网为转型期的中国支撑起最活跃的公共空间，为中国民众找到了独特的批评方式。网上针对王帅因言获罪而掀起的反对声浪，亦足以见证近年来中国人公共精神之成长。而这一切，或可让失意的王帅重拾信心，亦心有慰藉。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2010年12月03日 16：1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字体：↑大 ↓小】（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走进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村落，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不以拍卖会上的价格以及国家主义来衡量世间万物的意义，不难发现，每个村庄的价值就是一座圆明园，甚至高于圆明园
文熊培云
小时候上历史课，读到圆明园一节时，听到那么多的国宝被英法联军抢走，流落海外，难免和大人们一样有一种羞耻感。不过，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这种羞耻感，必须配合大量想象才能完成。毕竟，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些珍宝，更不知其价值几何。只是朦朦胧胧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弱肉强食。
及至年长，多读了些书，有了些阅历，明白了些因果与事理，这种羞耻感便开始兵分两路：一路继续问罪强权，有枪也不能耍流氓；另一路则开始问罪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何以虚弱至此？如马戛尔尼当年到中国之发现，传说中的“中央帝国”，不过是一个傲慢的皇帝带着一群势利的臣子，故步自封，守着一个“伟大的废墟”而已。而圆明园，则最终被一群外来流氓化成为了废墟。
我们无法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之中，有关叙事也只可能是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仅取一瓢饮。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一瓢也是“宏大叙事”的一瓢。所以在中国你会看到，绝大多数历史书都不忘将“火烧圆明园”视为国耻，却很少有人取样民宅，具体描述某家人被侵入、被抢劫、被损毁的过程，更不会为被毁的民宅设立一个废墟纪念馆。它们只属于一堆数字，其意义在于注释国家如何破碎，而非重申民众的住宅权利需要得到彻底保护。
火烧圆明园后来上升为国耻之象征，同样暗含了“废墟伟大化”的过程。有爱国者甚至提议国家应该动用财力收复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对此只适于陈列的“瓷器爱国主义”（Porcelain patriotism），我很不以为然。
就耻辱感而言，在一百多年前的“家天下”模式下，最该为圆明园被烧感到羞耻的当是满清王族，而非那些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踏进皇家园林的黎民百姓。对于后者，最真实也最具体的耻辱是，他们祖祖辈辈交不尽的皇粮国税，多被用于圆明园等皇族休闲娱乐事业或者统治人民，而不是保护他们的权利。
在此意义上，保留圆明园废墟的价值应该在于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而不在于铭记耻辱。如果以收购文物来“洗刷国耻”，则未免天真。过去不会因为“瓷器爱国主义”发生任何改变。据说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斯当东使团初访中国时的一个印象是，“所有高大的建筑都是公家所有，或者里面住的是高级官员。继承祖辈巨额遗产而又没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只能偷偷享用其财富。”如此动用国力民财“洗刷国耻”，无异于回到修复“高大的建筑”的老路上。
英法两国曾经打过百年战争，冲进圆明园时却是手挽着手，连个“拆”字都没有写，便将圆明园毁了个精光。雨果笔下的这两个强盗在中国不复存在，但是体现弱肉强食的暴力，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消失的反倒是一些城里的老建筑以及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在欧洲，许多人仍住在百年的民宅里，而中国的城市，已经很少能看到有七十年历史的房屋。在变化缓慢的乡村，过去由几代人盖起的大宅子，不是毁于战火，便是毁于建设。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始于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竟然会有“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样荒唐的规定，仿佛宣示“永不停战”。
今年10月的一则新闻：在广西北海市，数以百计的武警、公安等政府人员将仍有60多户拒迁村民的白虎头村封锁控制起来，准备强拆。此前，由村民直选的村委会主任许坤被当地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逮捕。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许坤之所以身陷囹圄，更大可能是他带领白虎村村民抗拒强拆，为寻求声援，他成了网民眼里“发帖最多的村委会主任”。
这样的新闻让人叹息。我们这个国家，真是挫折无穷，刚刚开始的一点建设，却总是被中断。远说有宋朝，近说有民国。即使没有外敌入侵，内部也会流行“只许我建设，不许你建设”的暴力逻辑。
走进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村落，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不以拍卖会上的价格以及国家主义来衡量世间万物的意义，不难发现，每个村庄的价值就是一座圆明园，甚至高于圆明园。在此仅从经济与情感来看——它们也是农民抵抗暴力拆迁、征地的两个主要理由：
论经济，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圆明园再有价值也可能是一文不值，甚至是一个负数，因为圆明园里有农民的血汗钱，而他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好处。相反日夜与之相伴的土地与房屋，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论情感，这个生养自己的家园与土地，不在于它是否富饶，而在于人们在这土地上度过的流金岁月，这土地是安顿灵魂的所在。试想，像华盛顿那样带领美国人取得独立的开国英雄，如果晚年回不到故乡的葡萄园下，他将是何等惆怅？
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
熊培云
连日来，中国媒体热烈讨论给尤国英“提前送终”的事。事情的原委是，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川籍妇女尤国英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被家里人直接送进了殡仪馆。有关记者调查表明，这个可怜的女人当时是在还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亲送往火葬场的。所幸，那一角寿衣没有掩住她眼角的泪水，这桩荒唐事终于被殡仪馆善良的工作人员发现，尤国英才得以火口余生。
毫无疑问，针对这起涉及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事件，我们首要谴责的是中国今日社会保障体系的孱弱和社会救济途径的单一性。既有批评也都流露这种批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停留于责备社会，而忽略当事人在该事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显然，这种反思也是不全面，甚至也是不客观的。即使我们承认，人性的异化源于人们对社会的某种绝望，但它并不足以让我们在进行批评时对弱者网开一面，让同情的泪水遮蔽理性的光辉。毕竟，我们生活中千变万化的苦难，在我们诉诸社会解决之前，关键还在于个体如何去担当与化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人们热衷于讨论社会之恶时，我宁愿多花点心思去关心尤国英二十三岁的女儿魏珍的行为与思想。
有媒体报道说，魏珍是通盘考虑到实在没钱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后才决定将她送到火葬场的。理由是在家等死和在火葬场等死都是一样的等死。我很能体悟到我们时代的这个荒诞逻辑。事实上，在我的家乡有许多病人便是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
然而，在我读到这个等死要等到火葬场的悲剧故事时，内心的震撼早已超越了怜悯。唾面自干的魏珍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位女性——美国经典影片《乱世佳人》里的主人公郝思嘉。
无疑，《乱世佳人》是一部关乎人与土地的杰出电影，也是一部关乎苦难与担当的电影。在时代的不幸面前，郝思嘉因为心怀担当之信念变得强大无比。她曾经自私偏狭，在人情世故面前时常表现得弱不禁风，但是，在她被社会以及心爱的白瑞德一次次“抛弃”时，她也因此重获新生。
影片中最令人震惊的场面莫过于郝思嘉亲自驾着马车穿越战火以及飘满雨水的河流，历经困苦周折回到了自己的陶乐庄园。看到荒废的田野和几近一无所有的家园，郝思嘉没有自暴自弃、因此沉沦，她站在旷野里，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握紧拳头，肩负起整个家族的命运。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个经典的镜头：
郝思嘉从地里爬起来，手握泥土对天发誓：“上帝啊，你为我见证，做我的见证人！他们不会击败我，我一定要撑住这个家。而且，等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决不再挨饿，我的家里人也决不再挨饿！即使我在说谎、偷东西、欺骗、杀人……上帝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决不要挨饿！”
写作此文，我无意教唆他人去犯罪。虽然在这段独白里有不少是身处乱世之中的激烈词语，有些行为或主张早已不见容于今日法制社会。但是，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斩钉截铁的誓言，我们发现，在万丈霞光之下，红土之上，昔日那位游手好闲、颐指气指，被男生们追逐的富家小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决不向命运屈服的新女性，一位在厄运面前既不抛弃自己，也决不抛弃家人的坚强的女性。
同样值得挖掘的是，除了不向命运屈服，郝斯嘉还有一个近乎高贵的品性，即，对明天永怀热忱与希望。影片行至结尾处，郝斯嘉深爱着的白瑞德再次离她而去。趴在台阶上，她千头万绪，只觉得世间万事皆空。突然间她想起了父亲的话，你爱陶乐庄园的泥土将胜过一切，只有明天与土地同在。那一刻，郝思嘉喃语远眺：“家……我要回家！我会想办法挽回他的，毕竟明天是另一个崭新的日子！”
人世间的屈辱，要在人世声张，人世间的幸福，要在人世间求取。或许，如此对比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甚至区别存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女子会让读者诸君觉得突兀。然而，正如人们所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我因此主张，一个人，当他（她）被一个时代、社会，或被周遭的人抛弃时，他（她）仍然应该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人生而多艰，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必须坚守不被自己第二次抛弃的底线，那是我们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是人的集合。我们对社会进行批评，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批评；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本质上说决定于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兴衰荣辱。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谓个人奋斗或一代人的奋斗，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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