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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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点，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行使积极自由，但至少要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第二点，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惩罚过你或对你有所奖赏就在文字上进行报复或网开一面，否则就有损于一个写作者的公正立场；在评论上报恩与复仇，是对自己的轻视，对文字的冒犯。
关于上面的独立，1932年和胡适、丁文江创办了《独立评论》的发刊词有所表述，“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其所谓“不迷信任何成见”和我说的“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有些地方是相通的。我们既要防犯来自他人或历史的成见，也要防犯来自自己的成见。
第三点，要独立于民众，做到虽千万人，吾说矣。一　个参与时代的书写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学识与良心，而不是所谓的人民。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　何必贪心，代表一切？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讲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　思想国，但媚众和专制一样，都会破坏一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国。它可能不会夺走你的匹夫之勇，但会夺走你的独立精神。

以前我只讲这三点独立，独立很重要。如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所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所有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思考是艰难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借今天的机会，我想再补充一点，即第四点，要学会自由交流。
不久前，我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姆先生聊天，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我前面讲的三个独立，可以归类为自由，而自由交流，我更想将它纳入合作的范畴。
我把时评当作启蒙运动的延续。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关于启蒙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甚至如贝克所讲，现代性才刚开始。但是我认为启蒙需要重新定义。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代替我选择食谱。这几个例子，不幸预言了此后启蒙运动何以陷入困境，即启蒙者大包大揽，争当牧师与医生。具体到中国，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分野，在胡适从《新青年》阵营出走就已经注定了。胡适的主张是，“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然而，陈独秀认为真理在握，认为每个人争着他争自由才能有自由，这种思维不论主观上多么进步，但是在客观上只会制造一批批的奴才。

为什么启蒙运动误入歧途呢？我想从“光”这个概念上做一些挖掘。
在法语中，启蒙是Lumiｅre，英文是enlightment，都是光明的意思。启蒙，不停留于指出黑暗，关键是要有光。谈到光的作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匡衡凿壁”这个典故。
西汉时期有个经学家，名叫匡衡，他很好学，但是呢，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邻居家夜里点蜡烛，但是烛光却照不进来。匡衡于是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让烛光照射进来，借着那点微弱的烛光读书、做笔记。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光有什么意义？显然，匡衡挖了一个小孔并不是要看那根蜡烛，而是利用这些光来看别的东西。假如匡衡凿壁只是为了偷看邻家的烛光，匡衡凿壁就不会传为佳话，匡衡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在历史上将不过是个藉藉无名的“窥光癖”。
我之所以解构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老百姓需要光明，但只是拿它当工具用，借助光明来理解世界，而不是奉作神灵，把自己一辈子都浪费在墙上的那个破洞里面。他们要用这些光去照书本上的字，照亮他的前程，而不是去信仰与膜拜。

然而，我们不乐见的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　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　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　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启蒙者此时不过是口喊“光明万岁”的木偶。它甚至不如在我们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所以我主张，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以上我说的几点，应该是一个书写者参与时代命运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中国的进步需要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同样需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自由交流，我把他视为一　种思想上同时也是行动上的合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如布莱兹．帕斯卡所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谢谢大家！

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日报七年》是我在出国前后陆续寄给几位媒体朋友的信，解释我所以离开工作了七年的报社。事后我知道，朋友们多是流着泪读完的。由于这是旧年的心迹，一直不愿公开。然而，朋友们的话也时常让我动摇，因为这封信“让有理想的人不孤单”。
藉此文，我想对过去或将来的朋友们说，无论我们怎样天各一方，忙于生计或苦闷于这个时代的“笼恩”，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可以被唤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将超越人际的一切无奈与磨难，引领我们走向幸福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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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对我来说，这种哲学只能写在书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总是向往着诗意栖居，而内心却无法逃避生活与人生或轻或重的逼迫。

自南开读书始，留学是梦，但一直未能成行。浅显的道理是，贫穷妨碍成长，读过我《祖母坟》一文的人会明白，我为家境担负和即将担负多少责任。毕业后直接分到日报，几年辛苦，告别了拮据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感恩在心。

1995年毕业，我放弃了法律。选择报纸是我文字工作的开始，我想我的一生注定要交付给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纯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是极度苛刻，但它同样是真诚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无物，也不会说什么阳奉阴违的话。在报社的新闻策划案中，我提出“每一个字都可读”的要求并非是头脑发热，因为我从不认为报纸新闻与评论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时间的维度，新闻记者其实就是史官，他必须对他的文字负责。应该说，开篇《我们走遍大地山川》寄托了我所有的新闻激情：

“所有的新闻，都是人的新闻，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们追求真实与亲历，洗尽铅华与浮华，让每一个字都可读。我们记录的每条新闻，都透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悲喜与从容、傲慢与偏见。我们也将记录下您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以及每一颗与您一样平凡而高贵、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灵。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网上发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护；写在报上的评论，许多被境内外媒体转载；发表在《南风窗》上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引来纽约媒体的采访。虽然我的评论专栏因曲折抗议北京学校当局驱逐学者而被叫停并处以罚款，那是因为我高估了秩序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此同时，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于“广泛涉猎”或不满——作文泄愤浇灌块垒的年少轻狂已与我无关。

这些年，我读了些书，学了些杂志，看了些电影，也思考了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求知、写作以及朋友间的共同成长胜于献身金钱与权谋。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看看《财经》杂志上的评论员文章，我就难免会责备自己是块镀铜的石头。并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是显学就去凑热闹，谁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史，其实也是部经济史。谁也不能像圣·埃克絮佩里笔底的小王子一样，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种一朵花，打扫完火山口后便可以到处旅行而无需任何交换。直到现在，我常后悔南开读史时，辅修法律而无经济。于“媒体政治”而言，法律时常停留于技术层面，而经济却是贯穿始终、似乎更接近本质，可以受益终身的。譬如说老虎为什么快杀光了，透过经济学，我清楚这不过是“共有地悲剧”的上演，思考这类问题就不能只停留人文的悲怆、对猎手的道义谴责上。同样的道理，近西学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它不是局限于某个专业。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书可读”。有书可读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记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也是我面对签证官讲得最熟练的一句话：
J'ai　mencé　ma　vie　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　：　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有人说我恃才傲物，其实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样，人们走过旷野，只看见远处的浓烟，却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时候我这样被人误读了。我渴望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时也会是那位追赶克利斯朵夫宁愿死在庄稼地里的老头。在心底我是无比谦虚甚至虔诚的，对智慧更怀敬仰之心。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于读经济后悔这些年所涉人文知识离科学太远的缘故。几年来，在读书方面，我已经趋于理性，更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既是受胡适的影响，也来自唐德刚对胡适的批评。唐德刚强调了经济对于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启发下，我书架上除了《读书》外，还有全部的《经济学家茶座》。前者已经偏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更倾心于后者。坐在南开大学的主席台的地板上听张五常开讲座，既是学习，更是一种态度。

以上是我之所以想出国学习的最根本动机，而不是移民、过日子，到外国旗下宣誓。有了这个想法，我才会坚决得有些残忍，抛舍家园。这些年来，我从不畏惧吃苦，我的信念是，只要我能自由写作，一切痛苦都将在未来得到补偿。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犹豫　“是出国还是下乡？”中国的这次大搬迁（城市化），有许多东西可以记录，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必然会写出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样的作品。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期望心智上更成熟些。而且，近几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没少关注，但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新左派如甘阳、汪晖等大多数是留学归来的，大谈自由主义的却都是本土博士。汪晖们在异国他乡到底读到了什么，他们的学术是不是真诚的，的确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眼睛比耳朵更接近真理。至于下乡，将来回来也可以做，而且只会做得更好。

我相信2002年是我在新闻与政治上较成熟的一年。关于陆学艺先生的采访最后拿到《南风窗》上刊发实在是迫不得已，细分中国改革历程与进程，对阶层分析绝对是顺应时势的，是积极的，稿件本身也是理性的。风雨兼程、去日苦多，我对本报拒发此稿是理解的。随后我给了《南风窗》的秦朔先生和《经济观察报》的朋友，结果两处都同意刊发，而且秦朔同意分两次发一万字。只是在其后的稿件刊发中，我要求秦朔在文底注明我仍在为报社工作，当时报社有不少人说我跳槽到了《南风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秦朔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说我在“媒体政治”上成熟起来，也让我在做新闻时快乐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人是只容易被文化改变的动物，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

工作的这几年，我在家看了许多电影，它们陆陆续续楔进了我日渐宽容与理性的思想空间，成为将来回顾我心路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页。我曾对穆斯林有很大的偏见，但在无意中看了些伊朗电影后便改变了看法。比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芝麻开门》、《水缸》、《樱桃的滋味》、《黑板》等等。你很难想像在世界那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人拍出如此干净的电影。它直指心灵、或舒或疾的震撼可以让好莱坞的大片以及欧洲所谓的艺术影片的导演们无地自容。每种文化都会有或这或那的缺点，但它同样也会有闪光的一面。又比如说，当我看了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后，我就不会在重看意大利的写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时骂中国导演没有良心。显然，中国已经过了用肠胃蠕动代替大脑思考的时代了。有这些理由，对未来的中国，我满怀信心。

就像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所表述的，《天使爱美丽》影响了我的新闻判断。导演JeanPierre　Jeu有很好的解释。Jeu在谈到为什么拍摄《爱美丽》这部片时说，　“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46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它给我的启示是，除了维护社会正义与新闻正义，揭批丑恶，新闻也应该把云层上的阳光给读者，把苦难外的温暖给读者，把困顿中的希望给读者。

我的震动同样来自年初某期《南风窗》杂志，它做了一个“新新中国”的专题，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乡土”、“新视野”、“新政治”，将一个需要改良的中国做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做到了“总有一种激动让我泪流满面”，也做到“总有一种希望让我泪流满面”。

我不得不检讨，在我忧心忡忡写稿编报的七年岁月里，有个金贵的东西被我忽略了。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电话，说该去签证了，我已经错过了四五次入学机会，这时我还在犹豫。直到六月份得知签证通过，我已出奇平静。所有的秩序都要打破了，想着过去的七年和将来的无尽岁月，想着早孕的妻子和父辈的责任，颇有点太史公当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味道。

我部里有个记者，终于在等来我拿到了签证的消息后选择　“投奔斯巴达人”去了，《南方周末》（好多自称是“雅典公民”的南方周末记者“用脚表决”跑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