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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高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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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e crimes on met en ton nom”（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的另一句名言知道的人并不多——“Plus je vois les hommes，plus j’admire les chiens”，意思是“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他说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论定这句话是李敖从罗兰夫人的闺房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罕见之事。
不过，透过这一男一女、一中一洋，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狗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又有见证。
2007年7月，成都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授为捡来的小狗办丧事，两天花了十万元。舆论一时哗然。
“人狗情未了”。据称这位老人有高血压，经常生病住院，老伴五年前去世了，孩子们都有工作，长年不在身边。三个多月前当他从大连来成都定居，在街道上散步时遇到了这只流浪狗。小狗一直跟着他，这让他觉得“爷俩”很有缘分，于是就将它带回了家。老人说，“在这三个月时间里，狗狗就一直守在我身边，好像亲人一样在关心我。”
如此惊世骇俗的葬礼注定会招来一些人的反对。有人批评老人斥巨资治狗丧是糟蹋钱，所谓“黛玉葬花同命相怜，教授葬狗铜臭相连”；也有人责怪老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捐给山区的孩子。
这些话看似正气凛然，却经不起推敲。一方面，给狗花钱并不能推导出老人没给或必须给其他孩子花钱；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都有人生的当务之急，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临死时还有万贯家财是可耻的。这句话通常被人当作慈善劝诫的招牌。不难发现，这句话也间接印证在有生之年花光自己的钱财是一种权利——只要这些钱是老人的合法所得，怎么花是老人自己的事，旁人着实无权干涉。
为什么不能尊重老人的选择呢？毕竟，老人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有关“奢侈”的指责同样有悖于事实。如孟德斯鸠所言：“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来说，奢侈本来就是完成社会的财富流动与资源再分配的重要途径。
夕阳无限好，只是太凄凉。晚年的落寞与孤独在老人身上显而易见。如其所述，儿女不在身边，他不得不将情感寄托在一只偶尔拾得的流浪小狗身上。不幸的是现在小狗也没有了。为狗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常人虽然难以理解，但对他来说却在情理之中。至于十万元背后藏着怎样的暴利，显然，人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有关殡葬部门，而不是这位行走于风烛残年中的老人，他不过是要还平生一个“隆重的心愿”。从这方面说，老人的“奢侈”也不过是“心愿”面对高价时的“逆来顺受”。
我想，那些苛责老人的人真有必要去翻翻《小王子》了。至少，在这部伟大的童话里可以找到有关情感与交往的些许密码：
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他一心一意地照料她、爱着她。然而，有一天，当他在地球上的花园里看到整整五千朵跟他的花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小王子才知道那朵举世无双的花原来只是一朵平平常常的花，于是他倒在草地上哭了。
这时，打算和他交朋友的狐狸却对他讲了个关于“驯服”的道理。狐狸说，人的感情建立在“驯服”的基础上，“驯服”就是建立纽带，一份默契，一种责任。在“驯服”之前，大家和成千上万的同类并无区别，也不互相需要。但是“驯服”后，就会彼此需要，而且对于各自来说对方都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你深爱一个人，不忍舍弃，不是因为她他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你的爱才让他她变得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小王子再次来到花园里时，他重新意识到自己星球上曾经驯服了他的那朵玫瑰花仍旧是唯一的，它和花园里看似一模一样的花并不一样。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更多是通过心灵，而不是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的。仔细想来，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故土情怀”、“怀乡病”何尝不是因为这种“驯养”，若非如此，热爱故土就只能是一种“嫁鸡随鸡”的无奈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爱情同样也是因了这种“驯养”。正因为此，小王子才会想着给花画一副铠甲，给羊画一副嘴套。这朵玫瑰对于小王子的意义，旁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位老教授来说，几个月的“驯养”让那只流浪小狗成为他生命与生活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小狗的死，就像小王子的玫瑰凋谢于风中或毁于绵羊之口，个中情感与悲痛已非局外人所能体会。为什么有人愿意冒死保卫自己的旧宅？当人们纷纷指责老人挥金如土、“爱狗不爱希望工程”时，又有几人看到他抛舍钱财，泪流满面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
【第14节：梭罗的树林（1）】
梭罗的树林
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
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事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
必反。
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秉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见《流行性物欲症》）。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110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
【第15节：梭罗的树林（2）】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里萨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极。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事实上，在全民创富、围着钱转的时代，因谋财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支教，感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在卢安克看来，现代人大多过得可怜，因为他们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用钱买回一堆其实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并不带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
【第16节：为情侣求饶】
为情侣求饶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为避免自己的家庭受到外部“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十八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的钢铁意志。
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里所谓的“贞洁城堡”，不过是一幅基于自闭的幻象，而且这座城堡是建立在剥夺他者权利的污泥浊水之上的。
之所以在文章开篇介绍这部影片，是因为几十年后的今天，就在我们身边，仍有不少大学试图为学生建造这样一座“贞洁城堡”。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某学院曾经出台一则新规定：如果发现有胡乱践踏学校草坪，或是在学校公共场所与恋人搂抱等有损于学生干部形象的不良行为，将被撤职。
对于“禁止践踏草坪”这个规定，我是一直不太能理解的。这不是因为我有破坏草坪的欲望，而是因为走遍世界许多地方，发现草坪通常都是给行人歇息、野餐或晒太阳的地方——否则，我真想不出这草坪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意义。若为绿化，为何不直接种树？遗憾的是，这草坪在中国更多只能是个形象工程，而非生活工程。
本文我更想谈的是“禁止恋人搂抱”，这种规定着实毫无新意。为此，你甚至不用追溯到奥威尔笔下“性欲是思想罪”的极端年代。另一条新闻是南京林业大学勤工助学的学生，戴上红袖章巡视校园，一旦发现校园情侣有过分亲昵的行为就要及时上前提醒、制止。南京林业大学负责人对此表示，校园巡视岗解决了近百人的助学岗位，又承担着维护校园文明环境的职责，是团委工作的一大创新。
有学生在网上诉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戴红袖章的越来越多了。以前还只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有人巡逻，现在居然一周七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巡逻！我和男朋友只不过坐得靠近了点，就被他们说：“同学，请好好坐！”据说，有男生只是给女生擦个眼泪，也要被端正姿势。
端正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就试着端正这个人的姿势，这同样是一种暴力。大学如何成了培养“小脚侦察队”、“老太婆在看着你”的地方？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首先同情的不是那些被惊扰的学生情侣，而是参与了这种勤工助学的学生。若非为贫困所迫，相信他（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这种并不体面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端正自行车的姿势来贴补学业，他（她）也绝不会去端正其他情侣的姿势。因为情侣们用的这些姿势，年轻的“红袖章”们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用得着。将心比心，将姿势比姿势，恐怕届时也并不觉得有何猥琐可言。
想必世间一定有一种人，喜欢以偷窥者的角色进入广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就会心痛。否则，你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校园里有情侣在亲昵，而校方却要派人去端正姿势了。奇怪的是这些管理者，他们在电影里看到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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