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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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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底，在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商业资本论坛”上，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先生认为私营企业存在着剥削。萧灼基先生表示，私营企业的资本来源可能并不完全是剥削，但利润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剥削。即使有的企业家最终破产了，也同样存在剥削。破产企业与发财企业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管理，尤其是决策。
萧灼基先生的观点并不新颖，中国古代诗人早已声情并茂地讲述过剥削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发现，剥削理论站不住脚。
有一首流传甚广的唐诗，说的是一位养蚕的妇人进城的所见与所感：“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诗意思很浅显，按照当前的注解，它说的是：劳动人民辛苦劳作，但果实都被剥削阶层不劳而获地占有了。类似观念或观点，在中国古诗词中，不在少数。如《诗经·国风·魏风》的《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汉朝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也讲过这种现象：“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钱钟书认为刘安的这些话只算得上是“轻描淡写”，没有把“为者”和“用者”双方苦乐不均的情形对照起来，不像后来唐朝一句谚语那样衬托得鲜明：“赤脚人乘兔，著鞋者啖肉。”唐代其他诗人，如孟郊的《织妇词》、郑谷的《偶书》、杜荀鹤的《簪妇》，宋朝诗人梅尧臣的《陶者》，都有相关论述。当然，这些诗基本都是用对比的方法，甚至不加任何论断，但“简辣深刻”。而罗隐的《蜂》则用了比喻的手法，其中流传甚广，至今依然经常被引用的一句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些诗句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蚕妇等“劳动人民”是被剥削的对象，对那些“不稼不穑”但“取禾三百廛”的“统治阶级”深恶痛绝。但遗憾的是，诗人们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策略。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提问的意义是：它的意义是一个方向，且唯有根据这个方向，合理的答案才能给出。提问将被探讨者置于一个独特的面相下。当提问出现时，它仿佛冲破其对象的存有。因此，用以说明开放出来的存有之语言，就是一个答案，它的意义在提问的意义中。”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时，我们提问的方式和所使用的文字，其实已经隐含了意向上能够接受的答案。所以，人们常说，正确的问题本身已经解答了问题的一半。提问者，必须先考虑所提问题的“问题性”，也就是说，是否是“问题”。
那么，先假设这些诗人们所提的问题是“真”的“问题”，则那些“统治阶级”的所有享受品，包括住宅、服装、粮食、蔬菜、车、日用品（包括锅、碗、瓢、盆等）等，必须自己去劳动，自己手工制作。例如，某位“地主”想穿衣服，则他需要先知道怎么制作衣服，需要付出代价，学习技术。然后是动手制作工具，如织布用的梭子等。种桑养蚕，蒸茧抽丝，然后纺织成布匹；再采矿，烧炭，炼出铁，制成针，打造剪刀。用剪刀裁布，用针缝制，衣服终于可以穿上了。可是，这样以来，为了穿衣服，花费的时间，恐怕至少需要半年（养蚕就需要几个月）。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社会所有的人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就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了。当然，也相应的不存在买卖（交换）了，不存在合作，不存在市场，最终也就不存在经济发展甚至人类文明了。
所以，分工是极其重要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数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有一个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引用而广为人知的小故事——“小铅笔的家谱”，说得极其形象，很有说服力：“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分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谁解蚕妇怨？（2）
其实，一些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国风·卫风》中的《木瓜》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也就是说，因为分工，各个人拥有（生产）不同的产品，进行交换，对双方都有好处（前人一般将此诗作为情人赠答之诗），这如同墨子所说的——“交相利”。与没有交换相比，基于分工的交换，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增加大得惊人，往往以千、万倍计。但是，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相反，《木瓜》这首诗被狭隘化地理解为情人之间的交往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庞大的利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每个人专业生产，然后交换。不谈生产而单论交换，利益还是有的，但比起有专业生产的存在，其交换的利益少得多，甚至微不足道。
分析到这里，本文开头提的问题的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萧灼基先生与那些古代诗人其实对分工误解了。当然，劳动人民和地主阶层收入分成的比例如何确定，需要具体分析的。这如同征税中的拉弗定理一样，在一定条件或范围内，税收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超过这个点，则走向反面了。列宁也说过，真理再向前迈一小步，就变成谬误了。统治阶级之所以残暴，是因为将分成的比例确定得偏离实际，以至于百姓惨遭压迫。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讨论中其实也包含了这一点，比如说台湾当初的“三七五”减租，就是通过政府管制，将佃农上缴的比例降低，加上竞争的作用——佃农之间的竞争、地主之间的竞争、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竞争，结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当然，讨论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到汉朝时期的减租问题。西汉初期，从“十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短期看，这项政策是成功的，“文景之治”就是明证。但是，长期看，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为什么？历史学家钱穆的答案是：当时无法遏制土地兼并问题，特别是王莽时代（参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录》）。钱穆先生的看法不完全合乎当时的现实，也在逻辑或经济规则上解释不通。从现实与逻辑上看，根子在“管制”与“垄断”。政府管制人们的产业转移，抑制工商特别是商业，从而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进而扼杀了分工的发展；特权垄断（包括地主在内），导致农民生产利润的低下。这些从反面表明了分工的意义。
2003年1月30日
告别“广积粮时代”（1）
告别“广积粮时代”——兼与盛洪、秦晖、姚景源等先生谈蛛网理论之误
蛛网理论只是教科书中出现的情形，它在农业领域从来没有实证的检验。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蛛网理论是正确的，也没有采取价格管制的必要。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像蛛网理论所说的那种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几率已经很小。
当大林编辑告知“粮食收购、粮食市场、粮食价格有可能在明年全面放开”的消息时，我心中非常激动：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早该有这一天了！
我们也许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布朗撰写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当时，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到学术界、新闻界等，可以说是举国上下，发出一片讨伐声。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布朗旋风”。是的，在中国，没有比粮食问题更让各界关注的了。连续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把粮食问题摆在工作的首位，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及的往往也是粮食问题（本文不打算追溯其缘由）。于是，包括价格支持、财政补贴在内的各种管制政策纷纷出台，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管制的结果是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言以蔽之，我们为粮食管制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粮食管制的代价
1996年初，我查核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发现保护政策固然在特定时间下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但若作为长期政策，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是不具备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初级市场经济等并存，农业人口又过多，政策实施的结果只能是越管制越落后；第二，中国的粮食价格自1994年以来，就在向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靠近并有部分超过，管制政策的结果是使得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第三，管制政策使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中国的财政赤字自改革开放以来逐年增加，有违背持续发展原则之虞；第四，中国存在区域经济差距，管制的结果是形成苦乐不均的局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区域摩擦；第五，管制政策会破坏市场规则，因为它会致使资源扭曲配置，抑制竞争，直接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效率。1996年6月份，我把相关理论的文章投到国家计委的机关刊《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回函说，他们对此缺乏研究，将文章转给农价司研究，但一直没有下文，直到1996年10月，一家大学的学报将该文发表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粮食管制政策的弊病也日益显现。中国为粮价管制政策付出了沉重代价，且不论财政是否不堪重负，粮食储备过量导致很多问题。据悉，仅1997年年末，国家粮食过量库存就超过1000亿公斤，为此粮食部门不得不大量亏损出口粮食。目前中国粮食年产量近5亿吨，国内粮食库存量约2。65亿吨，约占产量的53。8％，人均库存量200多公斤，粮食过剩局面已经形成。过多的储备粮只能增加政府负担，而且粮食储备过多、常年不用，容易陈化，基本丧失使用价值，还占压大量资金，花费人力物力。据《经济日报》报道，武汉市全市定购粮、保护价粮库存高达4。2亿公斤，其中60％是1999年前收购的超期储存粮。
放开粮食市场会出现“蛛网效应”吗？
放开粮食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迈向产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可是，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者认为，由于粮食市场存在着“蛛网效应”，粮食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外部冲击都会被逐级放大而发散，市场无法自动调整至均衡状态，它将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譬如，经济学家盛洪先生认为，一旦放开价格，棉价的振荡幅度可能会比较大。这可能就会对棉农、对生产发生影响，形成蛛网循环。这就决定了政府可能还是要干预的。
经济学家秦晖先生认为，蛛网循环的问题，就是说在人们需求弹性较小、供给弹性加大的情况下，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问题。他认为，在正常条件下，棉花的需求弹性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的棉纺织工业是国有的，这样一来我国的棉花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比较小了。这样的话，发散型的蛛网振荡几率就会更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从逻辑上讲，很难绝对地说市场机制调节会比政府行政价格调节更具有稳定性作用。
国家统计局的姚景源先生说：农产品有个经济规律，叫做蛛网理论，就是本期产量决定本期价格，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就是说，如果本期产量高了，价格就得下降，如果本期产量低了，价格就要上涨，而这个价格上涨和下降又决定下一期产量。因为价格上涨了，农民就会多种、多养。按照这个规律可以预测，上一年和现在粮价上涨肯定会刺激次年的粮食增产。
上述这些认识成为粮食市场不能放开以及政府干预的主要依据。这实际上是沿袭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蛛网理论。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将蛛网理论作了发展。如天津大学的李忠民、张世英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非线性蛛网模型的动态分析》中，甚至将线性的蛛网理论扩展到非线性的情况下。
告别“广积粮时代”（2）
有的经济学者还拓展了蛛网理论的应用领域。如经济学家杨帆先生在《战略中国——跨世纪中国的发展选择》第四章中，不仅认为农业领域存在蛛网效应，而且把这个所谓的原理推广到金融领域：
“所谓价格大起大落的‘蛛网效应’，在中国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生产的波动甚至超过了价格波动。湖北苎麻的种植面积，从40万亩增加到138万亩，又跌回40万亩；云南的兔子，从20万只增加到120万只，又下降到20万只；河北的农民养貂卖不出去，一张貂皮2000元，外贸收购后积压20000张，就是4000万元。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水平是不高的，不该管的事急于要管，说是‘促进发展’；该管的事又放任自流，说是‘不干预市场’。90年代，问题发展到金融领域，就更加严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旧是一个有待认真研究的问题。无论如何，政府少做一些盲目鼓励经济增长的事，多向社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特别是市场规范和经济安全，是不会错的。”
此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蛛网理论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最先提出，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它是1930年由美国的舒尔茨、荷兰的丁伯根、意大利的里奇各自独立研究，在分别写出的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卡尔多首次提出“蛛网定理”这个名称，因为价格运动的图式犹如蜘蛛网。蛛网理论研究的是产品供给的时滞对市场均衡的影响（就是“蛛网效应”），所依据的假设是：完全竞争；价格由可得到的供给量所决定；生产的产品不是耐久品。按照美国经济学者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蛛网效应分三种情况：需求弹性等于供给弹性，这就引起价格和产量的经常的有规律的波动；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于是形成一张向外扩张的蛛网；供给弹性低于需求弹性，形成一个内敛的蛛网，并最后导致价格与产量的均衡。中国那些学者认为的蛛网效应是上述第二种情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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