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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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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套利的问题（广义的套利是指投资者同时或相对同时、同数量或相似数量的任何相反方向的投机操作行为），就是货币在某些方面产生了相对于目前价格的溢价，持有者便把它用于套利的用途。如果没有套利的可能，如各种货币都是不足值的，但有的货币分量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那么，除非出现贬值使得溢价情况重新出现，分量少的货币是不大可能驱逐分量多的货币的。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铸币时代。如果两种铸币，一种贵金属含量充足，一种贵金属含量不足，但其法定价格都一样，那么人们显然会把含量充足的铸币藏起来不流通，而使用含量不足的铸币。甚至因为含量充足的铸币可以在融化后卖贵金属换钱，所以人们情愿将其融化了，换成含量不足的铸币，再来交换含量充足的铸币。经过这样的不断循环，含量充足的铸币被驱逐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2）
但是，这种现象和行为不可推广，尤其是信用货币替代铸币的今天。如果一种货币坚挺（良币），一种货币不断贬值（劣币），那么在自由流通的市场上，人们都将接受良币，而不愿意接受劣币，因此劣币有可能难以充当交换媒介，最终退出市场。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最后可能会直接使用美元，如果美元是“良币”的话。这个时候，就反过来了，是良币驱逐劣币。具体讲，就是当金融货币为银行券或纸币替代后，“劣币驱逐良币”就被倒置了，即良币驱逐了劣币。金融货币与商品相交换时，体现的是一种“钱货两清”的交易。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与商品的交换体现的是一种债权债务的信用关系，商品生产者售出商品接受纸币，以信任纸币发行人的信用为前提。所以，“好”的纸币发行人发行的纸币必然得到欢迎，而“差”的纸币发行人发行的纸币必然遭到抵制，于是良币驱逐了劣币。当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功能被剥离，而仅仅是以信用货币形式存在时，货币本身用来套利的可能性不再存在，所以就反而是良币驱逐劣币了。可见，叶航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也可以从实践案例的分析中，得出上述结论。1980年4月至1995年1月，国内有两种货币在流通，其一为人民币，其二是外汇券。外汇券是指境外居民在中国境内应付零星支出时，用可兑换货币换成的在中国境内可以流通的人民币兑换券，它是在某些高级饭店等场所唯一合法的货币，可以购买特定商品。当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商品短缺，国内百姓要获得那些特定消费品，唯一的途径是用人民币兑换外汇券。于是，“黑市”盛行：即百姓用“劣币”（即人民币）换取“良币”（外汇券），从而形成的货币交易市场。很快，决策层意识到这种政策的弊端，因为查核与监督的代价太高，于是取消了这种购买方向的限制，但是，外汇券依然享受一定的贴水。结果还是“良币”驱逐“劣币”。
另外，需要纠正一个错误观点——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教授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将“柠檬市场”误解为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尽管他已经意识到二者存在一些不同（比如说，信息不对称的二手汽车市场是典型的“柠檬市场”，这个市场会出现质量高的汽车被驱逐出市场的现象，留下来的只有质量差的汽车），但是，“柠檬市场”的逆向选择与劣币驱逐良币不同，前者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买卖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是发生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之下，劣币驱逐良币的主要原因是良币用以他途可以套利，使得良币外流。
2004年3月15日
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的质疑（1）
张五常说：“……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我认为，超边际分析并不像五常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也不像某些经济学家所抬举的那么“高大”，其分析基础存在三个缺陷。
根据有关资料的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理论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杨小凯的研究使亚
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前后交融。
当然，杨小凯先生的理论并没有赢得一致赞誉，即使在华人圈
内，也有质疑的声音。尽管质疑很少，但值得我们思考。
张五常2001年4月12日、13日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上海复旦大学的贺学会博士在题为《超边际分析还是内生经济分析》的文章中称：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应该称作超边际分析，而应该称作内生经济分析或者基于分工的经济学（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博士针对这篇文章提出商榷，贺学会也有个答复，限于篇幅，此不多谈）。
限于阅读范围，我没有看到其他的相关评论。我认为，贺学会的观点实际上算不上是什么质疑，它还是正面的肯定评价；张五常则是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棍子打死。但遗憾的是，张五常没有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仅仅用“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这样很笼统的话语，我们无法得知他的论据。而且，如果仅仅是因为“看不明白”而否定一种观点或学说，恐怕很难让人心服口服，打个比方说，你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你对这个领域的文章根本就看不明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是否可以下结论说物理学是错的？显然不能。
我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了解，只限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和这个领域的数篇论文。阅读了这些作品，我认为，将分工理论重新挖掘出来，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派的观点进行综合，这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以前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就对分工理论深深叹服，尽管这个理论存在一些不足（后文讨论）。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虽然堪称经济学的新的集大成者，但是我对其分析基础存在一些疑问，当然，其中有的疑问也是当前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天生相同”，也就是说，假定人的禀赋相同，无论是历史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抑或工人、农民，都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人的才干都是“内生”的。这样假定，虽然便于分析，也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但它存在自反逻辑错误：一方面假定人的禀赋相同，另一方面假定人的专业化选择决策具有不同的个人偏好（如风险喜好）。
——超边际分析的基础是“文定理”，指的是“最优决策——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为什么？杨小凯先生的解释是：“如果买和卖同一种产品，只会增加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因而降低他的效用，因此不是最优选择。再如，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如果农民生产粮食，他应该用粮食换衣服，而不是用粮食换粮食。”其实，“文定理”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再表述，而不是创新。我也认为分工是发展的基础，但正如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在《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所说的那样：“在有关技巧不难获得的情况下，分工使技巧愈来愈熟练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进一步思考后，我发现，如果没有“整合”，则分工是有极大的缺陷的，它可能反过来阻碍发展。也就是说，“分工—整合—分工……”，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这样的发展才可以持久。以学术的发展为例，它从来就不是极端的分工所能促进的（分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并不否认），只有对其他领域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对本门学科思想加以推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好的或合格的经济学家是珍稀物种。……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198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也说过：“人们过于经常地忘记，只有通过大量的综合研究，社会科学才能取得重要的发展。最需要的是具有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宽广视野的经济学家……”
显然，即使考虑交易费用，最优决策未必如“文定理”所说的那样。现实中也有很多反例，譬如：（1）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上的“对冲交易”。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就是利用外汇现货市场价格与期货市场价格同方向、同幅度变动的特点，在外汇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做方向相反、金额相等的两笔交易，以便对持有的外币债权或债务进行保值。（2）在遭遇荒年时，农民生产的粮食连自己都不够，于是从市场上购买粮食。（3）生产货币的中央银行也会发金融债券，调节控制货币市场。
——超边际分析是建立在边际效用理论之上的，但边际效用理论存在一些至今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杨小凯先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这些问题依然力不从心。比如说，对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效用理论显得束手无策。如果是在橘子和鸭梨之间，可以利用价格作为共同的尺度，每个人再作抉择。然而，在家庭和事业这两种价值之间，却没有共同的尺度可以作类似的转换：在个人层面上，是可以用序数效用论的原理进行主观的评等，做出比较，做出选择。但是就整个社会经济而言，人们的七情六欲影响选择的偏好，是不能忽视的，怎么进行加总、比较与选择？以“不可能定理”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说，在任何情况下试图依据个人偏好得出社会偏好的次序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方案。简单地说，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的质疑（2）
2004年9月3日
游刃有余的“旧”
游刃有余的“旧”——对卡纳曼、史密斯观点的质疑
有人为了省5元钱而花6元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有人花不少钱为一件家具购买服务合同但这家具根本不会坏；当股市繁荣时股民会欣喜若狂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诚惶诚恐地迅速出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纳曼等学者列举的上述“非理性行为”，只需运用“旧”经济学理论，就可迎刃而解！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的开拓者卡纳曼和史密斯认为，人们的一些实际经济活动用传统理论无法解释，比如你会看到有人为了省5元钱而花6元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或者是你也会看到有人花不少钱为一件家具购买服务合同但这家具根本不会坏，或者是当股市繁荣时股民会欣喜若狂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诚惶诚恐地迅速出货。于是他们引入心理学，发展出非理性、目标锁定等诸多理论，从新的角度进行解释。
但在事实上，我们只需要运用“旧”经济学理论，这些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卡纳曼等学者列举的“难题”，我在《囚徒困境与理性悖论》（载《国际金融报》，2002年9月6日）中曾分析过：个体的理性行为，从集体或者宏观看来，很可能是非理性的（卡纳曼等学者也称为“半理性”）。人或者个体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所做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关键在于：（1）约束条件包括哪些？（2）按照什么准则决策？
我认为，“约束条件”就是人所依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等）；游戏规则（包括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道德等）、信息（也包括知识）、生存能力、智慧、时间等。比如说，博弈论中的经典例子——“囚徒困境”为什么会出现？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在约束条件下做出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而这个约束条件，除了检察官所规定的外，就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对方将选择的策略。在圈外人看来，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两个犯罪嫌疑人应该都拒绝招供，都被无罪释放，但由于信息的限制，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确切的选择方案，只好假定对方可能选择什么策略，而后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策略才算合理。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选择至多可以算做“次优选择”。
选择的“准则”，就是“收益最大化”原则。很多人以为这里所说的“收益”必须用金钱来衡量，显然有违经济学常识。在经济学上，金钱只是众多的衡量标准之一。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基石之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的“收益”，在经济学上可划分为两种：可计算的、不可计算的。前者为基数效用论，后者为序数效用论（有人认为前者正确，有人认为后者正确，这方面的争论，至今未歇）。比如说，在同一时间段，我们选择看电影还是看话剧？这里的决策，无法用资金衡量，因为，我们从中获得的“收益”是心理上的，只能用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将二者排序，如张三主观地认为，看电影更好玩，则对张三而言，得自电影的效用必然高于话剧。还有，我们在BBS或QQ上耗费很多时间，付出大量的上网费，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即收益或收入）。但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是心智上的收益，是序数效用论所研究的那种收益！而这些问题，早在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候就解决了。
综上所述，“行为经济学”所列举的“问题事例”，原因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1）消费者没有考虑到汽油费这个“信息”，股民所掌握的“信息”有限等。每个人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能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古代的一个小故事更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钱，被抓获，官差问，“当时旁边有那么多人，你怎么就敢下手？”他回答说，“我抢钱的时候，只见到钱，没见着旁边的人。”（2）消费者将心理感受等计算在“收益”之内。存在这种可能，消费者花费6元的油钱开车去买几卷纸，并不是为了节省5元钱，而是享受购物的乐趣，还附带有兜风等想法，这些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是心智上的，但是，卡纳曼等学者并没将该“收益”考虑到。
类似的例子，仅在中国古代就能找出很多来，例如，为了忠于商朝而不吃周粟的叔齐，他的行为，同管仲或者魏徵相比较，似乎很不值得，因为如果归顺周朝，他不仅仅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且还落个弃暗投明的美誉，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选择的目标与魏徵等不同。他所看重的，从个体角度讲，是一种骨气；从总体角度讲，是一种气节。
2002年11月8日
“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1）
“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与茅于轼、汪丁丁等先生商榷
如果我们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错的，经济学必须重建！因为，递减规律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少了这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要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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