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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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想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人民都在作出努力，力图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觉察到，某些决策者推崇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人们因而形成了一种信念：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有别的追求，狭隘地、最大限度地追逐国内生产总值只会带来灾难。

2008年，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法国总统萨科齐召集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负责起草一份报告，探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的标准。报告的结论是：“把我们的统计系统的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在既有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信息，包括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小国不丹，把这个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得出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量化标准，用来进行政策评估，反映国家的福利状况。这个术语是不丹前国王晋美桑给·旺秋1972年创造的，直到2008年后他正式退位才成为现实，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通过了新宪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一共有72个变量，分为9个方面，包括心理幸福和社区活力、生态、人性化行政，以及时间的利用。它给行为也制定了分值，如果人们经常祈祷诵经并且照顾家庭就能得分，如果自私就会减分。但分值高不一定就好。例如，不丹人喜欢的一种叫做“兰塔播”的运动，双方用头顶对方，直到对方无力抵抗。据说该运动会使不丹人快乐，不过每月玩一到两次就够了，玩多了也不会增加幸福感。同样的，金钱也能增加幸福感，但只限于每年每个家庭70597努扎姆，或者1550美元。尽管上述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金钱与幸福无关或者关系不大这种信念还是会引起误解。认为物质财富没有意义的多数言论，和叔本华的怀疑以及玛丽安娜的痛苦一样，支持了一种含混的理念：既然物质财富无法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追求经济发展就是浪费时间。尽管人们怀疑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在抨击功利主义，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还是比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要高。不信可以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里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如果他每天靠不到2。5美元过日子，他会幸福到哪里去。

事实上，调查结果说明有钱人大致上比穷人幸福，这是因为金钱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改善人们的生活。富裕国家的人总的来说比较健康，儿童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长，环境比较好，公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重体力工作比较少而让人们感兴趣的工作比较多。有钱人一般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外出


旅游比较多，有钱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金钱可以帮助人们打****限，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肯尼迪怎么说，国内生产总值确实保证了美国人的孩子的健康。　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按1~7的等级划分，年收入每增加12。5万英镑就可以增加一级生活满意度。


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通过调查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活遭遇之间的关系发现，16500~24500美元的意外之财可以带来的幸福感大致与结婚相等；而失去178300~187600美元带来的不幸福感大致相当于丧子之痛。2009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年收入2。4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0％被诊断出有抑郁症状，而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则只有13％。幸福是有价格的。

对于那些热衷于用幸福指数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还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谁来界定哪些东西能使人们幸福？应该是政府吗？公民幸福指数高了政府难道不会从中受益吗？不丹是个相当专制的国家，直到1999年，电视播放还受禁。1989年政府颁布命令，所有不丹人在公共场合必须说宗卡语。1985年它通过新的《公民法》规定，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1958年前进入不丹的南部尼泊尔族人不享有不丹国籍，后来还把他们中的10万人驱逐出境。它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全国森林覆盖率达72％，

旅游的人口也不多。该国很多女婴被虐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达到100∶89。2。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如何界定幸福的特征与属性上遇到困难。例如，不丹的媒体报道，该国人民喜欢兰塔播运动和其他传统运动的已经很少了，但它们仍然是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不丹人可能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与其说与他们幸福指数里的各项指标有关，倒不如说是与他们的物质财富关系更密切。1980年，不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印度高出10％，现在则高出75％。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不丹却增长了6。9％，2008年不丹的经济增长了20％。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不丹人幸福指数提高了，是因为国家更有钱了。

《世界价值调查》过去20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一系列民意调查，发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富裕的丹麦，最不幸福的国家是贫穷的津巴布韦。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让132个国家的成年人为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打分，分值是1~10。多哥公民打出的幸福分值平均为3分多一点，而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32美元。美国比多哥富55倍，美国人给出的幸福分值为7分。　　幸福是个既不稳定又难把握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却又无法给它准确定义。很多思想家曾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你与你的言行和谐一致。”印度圣雄甘地如是说。亚伯拉罕·

林肯强调：“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能够多幸福。”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漫画中的小狗哲学家史努比的一句话，对于这个基本的认知难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可我还是很幸福。我也不明白，这样做对不对？”研究幸福课题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主观幸福度”有3个组成部分：满意度，指描述人们如何以他们的渴望为尺度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拥有例如快乐一类的正面情感，再有就是缺少愤怒之类的负面情感。

这种幸福度确实存在，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幸福度比较高，人口统计中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就比较低。幸福的人们不容易感冒，即使感冒了也会很快康复，对生活满意的人即使受了伤痊愈得也很快。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经常面带微笑，睡觉睡得香，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与亲戚相处得愉快。有些研究表明，幸福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幸福的人非常珍惜生命。

不过，这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很难具体衡量。你不妨像进行综合社会调查那样，把幸福分为1~3级，问一下自己的幸福度为几级，然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把直觉反应与深入分析混在一起，不知如何对待眼前的愉悦感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长远理想紧密结合的问题。我们可能知道将来什么会带给我们幸福，比如名望、金钱或者生活伴侣。不过真到了那一天，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似乎了解什么是长远的满足，什么是眼前的幸福，但又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
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当然，幸福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金钱。据报道，没有性生活的人就不如有性生活的人幸福。有的地方，失业率、犯罪率、通货膨胀率都很高，还有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大量氧化硫等，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会感到不幸福。幸福的人更有可能结婚而不大可能离婚，还会有很多朋友。右翼人士比左翼人士幸福。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在2008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遭遇灾难性失败时，37％的共和党人仍认为“非常幸福”，而民主党只有25％的人这么认为。从1972年社会综合调查开始把这一问题列入调查范围后，这一倾向一直存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由左翼人士的负罪心理造成的。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的幸福指数的差距也会拉大。这表示右翼人士更倾向于把不平等看成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并没有很大的负罪感。

不过，要是能改变人们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就很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幸福度。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经过了10多年，原民主德国的人的幸福度仍然低于他们的西部同胞。而且，如果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的幸福度可能还要更低。1991~2001年，原民主德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大约20％。满意度的大幅提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来独裁国家的垮台，但是家庭平均收入增长60％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苏联解体，1990~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5％。毫不奇怪，俄罗斯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17％。对于苏联解体后男性自杀率的急剧上升，研究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0美元，男性自杀率就会下降0。14％~0。2％。同样，在被调查人群中，有固定工作的人每增加1个百分点，男性自杀率就下降大约3％。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家的地面什么也没铺，只是泥土，你会感到多么不舒服。2000年，墨西哥北部的科阿韦拉州政府推行了叫做“PisoFirme”（硬化地面）的项目，由政府出钱给那些泥土地面的家庭，每户最多提供5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造价大约是1500墨西哥比索，当时大约相当于150美元，也就是墨西哥人一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每家都提前接到通知，让他们把需要硬化地面的房间准备好。大卡车在贫穷社区里穿梭来往，给每家每户倒下搅拌好的水泥，让他们自己抹平。　水泥地面铺了几年以后，在该州首府托雷翁工作的世界银行和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装备了便携式磅秤和医用检测设备，对居民进行了调查，测定该项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泥土地面会滋生多种寄生虫和病原细菌，儿童很容易接触到，从而引发腹泻或者营养不良。贫血在这里很常见，还有各种发育性残疾。研究人员对儿童进行了化验，他们提取了粪便样品，在孩子们指头上扎针作贫血测试，还给他们进行了认知能力测试。他们找家长询问婴儿对于动物、家庭物品一类词语的学习情况，大一些的孩子则测验看图识字。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孩子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硬化地面的效应，他们把托雷翁的数据与它的姐妹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它们同属于一个大都市区，但后者因属于杜兰戈州而没有实行该项目）作了对比。研究人员发现，硬化地面使儿童寄生虫病下降了78％，腹泻病例减少了一半，原来非常普遍的贫血病例下降幅度最大，少了45。家里铺水泥地面的儿童回答认知问题的正确率比那些家里没有铺水泥地面的儿童高出30％~100％，孩子母亲的幸福度也高得多，她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50％，而且焦虑水平也降低了。铺水泥地面家庭的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69％，而这种幸福的成本不过每户150美元。毫不奇怪，墨西哥联邦政府后来决定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

工业化国家比较富裕，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富裕。即使这样，金钱仍然能增加幸福度。欧盟民意调查连续30多年询问欧盟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最富裕的25％的人口中，有近13的人自认为“非常满意”，而最贫穷的25％的人口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3％左右。

美国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关于美国人行为和信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最富裕的14人口中有40％以上的人自认为非常幸福，但是最贫穷的14的美国人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5％。

金钱可能无法永远保证幸福。不过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生活中的任何变化，对于幸福度提升的效果，都比不上从收入最低的人一跃成为收入最高的人。”

我所在的纽约第十一国会选区，属于不太富裕的一个地区，从相当贫穷的东弗拉特布什和克朗高地延伸到相当豪华的帕克斯洛普。统计资料显示，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