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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有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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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平均年收入为513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2万美元。这里的人们脾气不太好，200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康威医疗保险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健康保险计划游说团体，根据人们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发表了一份所有选区的幸福指数对照表。我所在的区在全美名列第421名，倒数第15名。
最幸福的选区离纽约第十一选区非常遥远，在美国大陆另一侧的加利福尼亚。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环抱太平洋的加州第十四选区，包括了高科技走廊硅谷的一大部分。与纽约的布鲁克林相比，那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而且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1。66万美元。 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源于人类最独特的本能之一适应能力。人们能够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因伤病致残后会觉得幸福感大幅下降，但是很多人能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有相当大程度的恢复。德国关于婚姻和幸福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寡妇遭受丧夫打击之后可以在两年里恢复正常。
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了经济学史上有关幸福研究的可能最有趣的现象。通过对25年关于幸福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经济方面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倾向可以用适应性来解释。不过伊斯特林却提出，这种模式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造成的，幸福可能不单单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幸福度，还取决于与周围人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比邻居过得好。
其他经济学家此后也发现了有关幸福相对性的类似例证。看到邻居更有钱，自己的幸福度就会降低。简单地说，自己丢失1000美元，与看到邻居得到1000美元引起的不快程度相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自杀率就越高。伊斯特林提出，金钱给那些很穷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要比富人的长久一些，收入提高会使穷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不过一旦越过欲望的某一道门槛，再努力争取就没有意义了。富人可能比穷人幸福，但是富上加富未必使他们更幸福，起码不会长久，这是因为收入上一个台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并习以为常了。适应性这种特质可能对人类有好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路易斯·拉约强调说，幸福的短暂性和环境上的适应性从进化史上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进步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幸福，他们就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不落邻居之后”的愿望也有这种作用，百折不挠的发展欲望能够增加生存的机会。正如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指出的，人们能够获得幸福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激发并保持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会使我们更幸福，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伊斯特林是对的，经济增长的主张就不会令人向往。如果所有人收入的增加都是齐步走，人们之间的相对差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增长使一部分人获利比其他人多，赢家增加的幸福与输家丧失的幸福互相抵消，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适应性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更加渺茫，毫无意义地在幸福的跑步机上不断奔跑，不会产生丝毫结果。美国的创建者把追求幸福定义为公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适应一切，那么为幸福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心理学家甚至指出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取决于环境变化，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组成。有些证据似乎也表明基因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明尼苏达州的孪生子登记资料库跟踪了数千对1936~1955年出生的孪生子。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孪生子之间幸福感的变化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不论他们是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幸福感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学历和财产因素的差异。对比之下，异卵孪生子之间就没有这种关联，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成的。
但是，如果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比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更深一层的疑问：既然无法增加主观的幸福感，我们争取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有价值吗？这会颠覆整个经济学理论。几年前，伊斯特林写了一篇名为“满足发展和幸福的幻想”的文章，把他对于幸福的研究结果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他一生所从事的研究“打破了所谓集中发展经济对社会最有利的观点”。不管怎么说，幸福的跑步机是个夸张的比喻，而伊斯特林也把他的研究结果说过了头。经济上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也能不断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对这一观点的所有证据都貌似有理，却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不受发展的影响，这有些奇怪。1946~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创历史新高。尽管如此，各项调查表明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反而有小幅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2000~2006年，只有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它们是匈牙利、葡萄牙、加拿大与美国。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除美国之外，收入增加几乎都带来了幸福指数的提高。过去25年左右对5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幸福指数提高的有45个国家，下降的只有7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印度、爱尔兰、墨西哥、波多黎各，还有韩国，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1973年时原欧洲委员会成员后来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除了比利时以外，有9个都声称从那时起国民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了。
这些数据与前面说的那种观点相抵触，即我们被卡在幸福的跑步机上，每踩一步都要校正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然后重新回到起点。这些数据表示，即使我们真的适应了收入的增长，适应性也不会完全吞噬我们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断激励自己要超过邻居，我们仍能享受到金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果说100美元给布隆迪人带来的幸福感比美国人多，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年收入低于400美元的人来说，100美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而对那些收入是他们100多倍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经济发展在富裕国家似乎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事实上，我们从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某种高度就不能进一步带来幸福感，而是它仍然能够带来幸福感。事实上，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多拿到的钱不过是锦上添花。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把它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其他的稀缺自然资源，例如休闲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对我们的幸福感的提升也很重要。金钱对富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些资源却变得更重要了。我们牺牲一部分这样的资源换取经济繁荣，而由此换取的金钱则需要从净幸福感中扣除。 美国人比欧洲人富裕。2006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800美元，比法国或德国高出13以上。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按照1~3级的衡量标准，美国人的幸福等级是2。2，与欧洲人基本持平，因为根据欧盟民意调查，欧洲人在1~4的幸福等级里测到的数值为2。9。
造成美国人生活满意度停滞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实质上的收入不均，1972~2005年，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到0。5％。但是最富裕的15人口中，家庭年收入却增加了59％。幸福指数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最富有的40％的人口的幸福感略有提高，其他人口都下降了。如果说是在经合组织的富裕成员国中，美国是幸福度差异最大的国家，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收入分配也是差距最大的。
不过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金钱能产生幸福感，休闲时间也会。美国人牺牲了大量时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经济繁荣。伊斯特林发现美国人的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更幸福，实际上，他这种悖论式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我们为了挣钱所花费的时间抵消了我们的幸福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消费的愉悦。
研究人员对1000个经常写日记的得克萨斯州妇女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在日记上详细记录了她们怎样分配时间以及她们的感受。研究发现，让她们感到最幸福的是性生活，其次是工作之余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她们最厌倦的是上下班交通和工作。遗憾的是，她们每天平均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只有3小时40分钟，而在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却要花费将近9个小时。
工业化世界中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长。除了美国以外，经合组织所有国家都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和带薪节假日。葡萄牙工人每年一共有35天的假期，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也有10天；对比之下，美国人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休假的机会也少。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减少了工作时间，只有美国在过去的35年里一直没变。美国的全职工人每年平均要辛苦工作46个星期，比西班牙工人多5个星期。根据40多年前的记录，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比美国工人多干350个小时，到了2006年，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日本工人。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1975~1997年，全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一半。不过问题或许出在，美国人因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幸福感，却因每年多工作76小时所带来的不幸福感给抵消了。比较金钱产生的幸福感提升和休闲时间带来的享乐，研究人员估计，要使美国人达到与法国人同样的幸福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提高3倍才能补偿人们多做的工作所抵消的幸福感。
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随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变化。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而因为钱多了，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工作时间比不发达国家的少。韩国人平均每年的休闲时间比墨西哥人多650小时，却比比利时少400小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会引发焦虑，因为收入提高得越快，从事非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折合成金钱的损失就越大。人们挣钱最多的时候，时间和金钱的利害关系也达到顶点。
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曲线看上去像个“U”字，中年以前一直下降，然后再上升。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的时段是50岁多一点，欧洲男女两性都出现在将近50岁，墨西哥人在41岁左右幸福感跌落到最低点。中年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我们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把一些心存已久的雄心壮志束之高阁，不再梦想成为当红歌星、一夜暴富、周游世界或者长生不老。这时我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20岁左右青年时期的9。8小时，下降到8。3小时。
信息技术被描写成改善人们生活的革命性工具，实际上它是当代劳务市场的枷锁。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对政府声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惊人的提高的统计数字提出猛烈批评。服务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主要是理念产品，怎么可能随时随意折算成每小时的产量？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带来的所谓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实际上计算机技术容易使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便携工具可以让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带到哪里。罗奇写道：“信息时代肮脏的小伎俩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拿到政府承认的工作时间以外去做。”过去我们花在别的活动上的时间，现在用到了这些新玩意儿上了，而且这往往更出成果。在1985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做饭、吃饭、清洗餐具和收拾厨房的时间是2小时29分钟，但到了2003年，用在三餐上的时间缩短到1小时50分钟。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一直都比别的国家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比美国人的多。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欧洲的高利率阻碍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还有的指出欧洲强大的工会组织促使民主党左翼政府创造更多休闲时间，包括法定假日和减少每周工作小时数。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议会通过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案，作为对抗失业的策略，其基本想法就是所有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就会有更多人就业。虽然这一措施并没有促进就业，倒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工人的休闲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他的学术生涯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度过，他强调，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之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美国人选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多赚钱，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欧洲人选择了“及时消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休闲和家务劳动上。
很多经济学家把两国人的选择理解为不同理性偏好的显示。法国人选择时间，美国人选择金钱，都是根据各自的喜好，各自的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美国人选择的道路并不幸福。
有些研究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就陷入停滞，这使得法国人更得意于自己的选择。法国人每年比美国人少工作440个小时，部分是因为他们有7个星期的假期，而美国人只有不到4周。法国人在工业化国家中平均睡眠时间最长，他们平均每天花在三餐上的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比美国人多出一小时，而且他们每天休闲的时间比美国人也多出将近一小时。
法国女人花在一日三餐上的平均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多，花在积极的休闲活动（例如体育运动和观看表演）方面的时间，比美国人多将近50％。美国女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10％，花在消极休闲活动（例如看电视）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将近13。事实表明，美国人更喜欢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如果让美国女人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像法国女人那样做，尽管她们的幸福感仍然赶不上法国女人，但比目前的感觉要好。
从美国人的幸福悖论推断出，并不否认金钱能够增加幸福感，它确实能够增加幸福感。然而金钱不是有关幸福的唯一变量。幸福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货币购买，幸福可以用爱来购买，还可以用时间来购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会导致我们牺牲幸福感的其他组成元素。
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相信墨西哥肥皂剧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电视网Televisa决定对获得巨大成功的《富人也哭泣》重新制作，他们给这部翻版电视剧取名为“巴里奥的玛利亚”。可能是为了指出原剧天真得不可救药，或者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编剧给女主人公，现在名叫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加了一条新台词：“我知道富人也会哭泣，”她说，“不过，穷人哭得更多。” 我有时感到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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