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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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经济发展给工业化社会中的妇女提供了家庭以外的生产机会，改变了她们对家庭贡献的性质，提高了她们在交易中的地位。工作改变了女性的前途，她们有了新的职业和生活。刘易斯强调：“女人从单调沉闷的家务中获得了自由，从封闭隔离的家庭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与男人一样施展自己智慧和才能的机会，成为完整的人。”

如果说社会发展给女性提供了一系列新的选择，那么女性加入劳动大军也同样影响了社会发展的道路。在西方的富裕国家里，妇女给劳务市场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各种技能，从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变得比较容易。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女性在家庭投资和消费上的影响力增加，她们推动了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转变，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强调说，妇女劳动力供应随着所在国家的发展呈U形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里，例如美洲殖民地时期，妇女从事很多劳动，从照料孩子到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男人则在家庭的田地里劳作。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生产单位，生产力低下，人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随着经济的增长，家庭收入提高，减少了妇女为家庭生产作贡献的压力，于是她们退出劳动大军，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料孩子上。经济发展初期她们面临强大的文化偏见，所谓“男人干的活”是最典型的卑劣借口。只有国家富裕到了一定程度，能够给妇女提供中等程度的教育，让她们从事文职工作而不致引起社会诟病，女性才得以重回劳动大军。

这种U形变化的第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革命时期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当时引进了高产庄稼，例如小麦、大米和其他作物，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变了农田工作的种类。除草剂的使用减少了锄草的必要性，而锄草传统上是由妇女来干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应用，使有些农活成了男人的事。结果是家务劳动更加专业化，男人继续在地里劳作，妇女则回到家里料理家务。毫不奇怪，西孟加拉邦的生育率提高了。

这一模式同样存在于18世纪后期的美国。纺织厂给未婚女性提供工作，她们用自己的收入补贴家用，攒钱买嫁妆，提高自己择偶的资本。不过一旦结了婚，她们就脱离工作成为全职太太。
美国妇女一直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到19世纪末，美国已婚妇女在家庭以外参加工作的只有5％，而且美国法律仍然规定丈夫有权拥有和处置妻子的收入和财产。一直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有些州才开始通过法律，赋予妇女财产权。经济学家指出这是由于当时女人很少有机会工作挣钱，积累财产。后来工业革命使妇女有了参加工作的各种机会，这种模式开始成为发展的障碍，抑制了妇女参加工作的愿望。戈尔丁描述的模式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相吻合。在最贫穷的国家，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每10个45~59岁的妇女就有9个在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参加劳动的人数会下降到与墨西哥和巴西相同的发展阶段，然后发展到瑞典、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平，再反弹回来。

世界上工作场所以外的动力对妇女社会角色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从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美国妇女取得了投票权和堕胎的决定权，这些都是广泛争取平等运动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洗衣机到冷冻食品再到微波炉，新发明使妇女走出家门寻找机工作会变得更加容易。避孕药的广泛使用降低了男人性交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他们结婚的欲望，也使女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时间，推迟结婚，开创事业。女性失去的是传统的物质供养，得到的则是经济上的独立。

不过，产生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工作。工作增加了妇女的影响力，促使她们努力谋求工作和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并进一步推动更广泛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革。法律制度的变革又鼓励更多妇女参加工作，形成良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由于女性的强烈推动，美国通过了无过错、单方主张的离婚制度。这一变化，降低了中止婚姻的成本，工作作为一旦婚姻破裂后的经济保障，使得妇女有了更强烈的工作动机。

女性劳动力供应在20世纪急剧增加。1929年，35~45岁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不足10％。到了1945年，达到了20％。妇女受教育的程度也突飞猛进。除了美国南部的四个州，妇女高中毕业的比例在1910~1938年间提高了4倍，达到了56％。这为整体经济中所需要的文员类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合格人选。

尽管如此，有学历的妇女要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仍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到1950年，25％的青壮年已婚妇女已经进入劳务市场，但是统计数字表明妇女从事最多的职业是教师、秘书以及护士。联邦最高法院前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195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她想找一份工作，却连争取到一次面试的机会都很难，最后勉强找到了一份做法律秘书的工作。2008年，她退休两年后回忆说：“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我根本想不到我会找不到工作。”妇女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有所变化。1929年在劳务市场上，男人的收入提高，已婚妇女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这表明她们参加工作是为了贴补家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雅各布·明赛尔发现，妇女是否参加工作取决于她们自己的工资而不是丈夫的工资。

工作甚至还改变了女人的身体。出于繁衍的原因，男人大都喜欢丰乳肥臀的女人。女人沙漏式的体形象征着生育能力，女孩小时候与男孩有相似的体型，随着雌性激素水平的提高，开始在乳房、臀部及小腹部聚集脂肪。由于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机会增多，她们逐渐接受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纤细体形的审美标准。原来求偶竞争中的成功体形巨乳蜂腰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苗条的理想体形，这与工作场所更加适应，然而如果这里仍然为男性所统治，他们依然喜欢把富有曲线的女人看做求偶对象。

1900年前后，《时尚》杂志里女模特的胸围大约是腰围的两倍。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时尚》杂志女模特的胸围也不断缩小，到了1925年，她们的胸围只比腰围大10％左右。女性曲线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开始增大，可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男人减少，再就是大战结束后的结婚热使很多妇女离开了工作岗位。不过她们还会重新苗条下来。接下来的30年里，大批妇女参加各种工作，她们胸围与腰围的比例逐渐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胸围与腰围的比率接近1925年的数值。

这一动态发展模式与其他文化中发现的模式极为吻合。一项跨越数十种原始形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发现，依靠妇女劳动的社会，丰满的女人不受青睐，这显示体内的脂肪、能量积蓄是与生殖能力相适应的，但是这使得妇女在工作中难以获得成功。

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劳务市场对妇女需求的不断增加，最终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理想与前途。1960年，美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中男女比例是1。84∶1；到了2008年，毕业生男女比例变为1。34∶1，而且多数受过教育的女性参加了工作。2000年，在工商专业一年级的研究生中女生占40％，在医学和法律专业几乎占50％。当前，60％的劳动年龄的妇女正式加入劳动大军，或者拥有正式工作，或者正在找工作。虽然这比男性参与劳动的程度仍然低11个百分点，但比起40年前已经高出了15个百分点。

男女工作职位的差别依然存在。2009年，女性的收入水平提高到了同职位男性的80％，但是男女收入的差距多年来始终存在。女性在工资上的不利地位一是由于她们比男性请假多，二是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少，这主要是生育方面的原因。一项对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研究发现，毕业第一年，男女平均工资差距是1。5万美元，9年以后，男女差距拉大到15万美元。研究还发现，毕业9年后，只有69％的女性仍然在工作，而男性则是93％。尽管如此，在过去的30年里，女性参加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不管工资是多少。这是女性自己的选择，和男性一样，它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变革。
新时代的婚姻对传统婚姻的彻底颠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一旦妻子把自己挣到的工资带回家，过去的女人以生殖、养育子女以及家务劳动换取丈夫工资这种传统的家庭交换就变得不合时宜了。20世纪初妇女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约是每周47小时。到了2005年，这一时间减少到29小时，而男人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原来的4倍，达到每周17小时。20世纪70年代的民意调查发现，13多的妇女反对“支持丈夫的事业比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说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持反对态度的女性占45。同时，男女双方都发现，原先成立家庭所要得到的东西三餐、洗衣、性生活以及孩子不成家也能得到。到2007年，美国的新生儿大约40％属于非婚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的结婚率是11‰，到了2006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的7‰，而离婚率却飙升。原来意义上成立家庭的主要目的是儿孙满堂，这种观念已不再时兴。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妇女从1976年的36％下降到2006年的11％，20％以上的育龄妇女没有孩子。

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对男女双方都有困难。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美国就业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劳动力供应有放缓的趋势。经历了40多年的增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

我记得曾采访过卡西·沃森肖特，她37岁，原来是硅谷一家公司的高管。她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又苦于不习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3个幼小的女儿。最有意思的是，她感到震惊，自己竟然无法兼顾这两方面：“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起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认为这是小菜一碟儿。”

她发现，尽管妇女参加工作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但两性关系转变还是没有跟上。“在工作中我们争取了平等，”她对我说，“但在家庭里还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

美国有关调查结果证实，妇女照顾孩子的时间是男人的两倍，而男人花在家庭以外工作上的时间比女人多50％。
两性之间力量日趋平衡的变化，男人也很难适应。10年以前，男人的就业人数超过6800万，比女人多550万。现在，男性就业的人数大致没变，但是女性却赶上来了。过去的50年里，25~44岁的青壮年女性，就业率从40％提高到大约70％。同一时期，青壮年男性就业率却从93％降低到81％。到了失业率高峰的2009年，青壮年男性失业的人数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高。这在婚姻市场上也令人忧虑，因为丧失了对家庭经济贡献上的优势，很多男人变得毫无优势。

我研究过一篇关于美国男性结婚后由盛而衰的过程的文章，发现了网上形成的一个新的市场在线婚姻中介，能帮助情场失意的美国男人到哥伦比亚和乌克兰等国家找老婆。求助的男人大多是中年人，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经济上也很富裕；有些是想从异国女人那里寻求一时的性刺激，但更多的是想合法地找到一个终身伴侣。他们想找的是传统的妻子，就像20世纪50年代荧幕上的邻家女孩桃丽丝·黛那样。网站创始人山姆·史密斯，原来是休斯敦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的网站“我爱拉丁姑娘”就提供这种服务。他对我说：“这都是什么妇女解放闹的。男人们对北美女人那种开口闭口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的态度感到厌倦、恶心。”另一家网站BarranquillasBest。，专替人寻找哥伦比亚新娘，它给人们支招儿，防止未来的外来新娘“美国化”：“让她经常和哥伦比亚的娘家保持联系，重要的是给她买长途电话卡，并且每年让她回两趟家。”

山姆提供895美元的“相亲游”一揽子安排，包括来回机票、旅馆以及当地相亲中介人等费用，17个相亲者可以与750个哥伦比亚年轻女子见面。他告诉我：“这些伙计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简直是‘此境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逢’。”山姆和他的美国前妻离了婚，现在的妻子是哥伦比亚人。

2008年，超过4。2万外国女人持美国人未婚妻或配偶的签证进入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达成的交易与昔日的婚姻没有什么不同。男人提供的是绿卡和相对繁华的美好生活前景；女人提供的是年轻、美貌以及以身相许。我和好几对这样的夫妻交谈过，他们都声称自己很幸福，有的已经结婚多年。
这些男人往往意识不到的危险是，桃丽丝·黛那样的模式在很多国家已经行不通了。兰道·米勒是个律师，他多次代理外国女子打官司的案件，控告她们的美国未婚夫或丈夫虐待她们。他对我说：“这些男人想成为一家之主，相信那些中间人的促销许诺，能从俄罗斯找一个传统女人。她会心甘情愿地给他做饭，和他上床，对他事事顺从，绝不多嘴。如果女人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还想出去工作，他就吓坏了。”

婚姻交易的变化甚至渗透到了政治领域。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这些因素推动女性转向支持左翼，支持政府增加税收和福利；同时把男人推向右翼，因为他们工资比女性高，而且往往不带孩子。根据选举调查的数字，1979年，美国女性自认为倾向于左翼的比男性多5％，到199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3％。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约翰·麦凯恩——之间，投票给奥巴马的女性选民比男性多7％。

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动向也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加拿大、新西兰以及北欧国家的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比美国的还高。甚至在一些传统的男权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日本，女性劳动力的供应也迅速增长。1994~2008年，西班牙妇女的就业比例从32％提高到56％；在意大利，这一比例从36％增加到48％。

在这些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被颠覆。经合组织的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结婚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8‰下降到了5‰。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离婚率创世界纪录，其他国家的离婚率也在上升。因为女性为了事业决定推迟生育，新组建家庭减少，结果生育率急剧下降。经合组织31个成员国里只有5个国家美国、冰岛、新西兰、墨西哥以及土耳其，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多于2。1个孩子，这是保证人口稳定的所谓人口替换率。西班牙每个妇女平均生1。5个孩子，德国是1。3个，日本是1。4个。由于生育率过低，有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根据预测，韩国的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17％。
世界人口统计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尽管当前家庭结构变化如此之大，但美国人还生育这么多孩子。

宗教可能是一个原因，拥有宗教信仰在美国比其他富裕国家更加普遍。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一个故事，说福音派教会发起了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叫做“装满箭袋”，名称来源于《圣经》诗篇的第127章，“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满满的人便是有福的。”这些人不赞成人工避孕，很明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