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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_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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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碳涞顾剩诿拦说哪谛模茏乓怀】涨暗男牧檎鸩Ｒ恢执游从泄娜ㄍ晕；姑拦烁惺艿揭恢智八从械娜烁裥榭铡Ｈ欢驮谝荒暌院螅怀「蟮奈；姑拦说木窦负醣览！�2002年，在美国商界相继爆发出一系列商业欺诈丑闻，安然、安达信、世通、环球电讯、施乐以及默克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公司纷纷爆出会计丑闻。从而使美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这场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对心灵的震撼程度以及财物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9·11”事件。事后，一向老谋深算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宣布：由于一系列此事件的发生，美国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八万亿美元！八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把全中国的家当包括整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家当全部凑到一块，也只是它的几分之一。
这就是一种毁灭！而这种毁灭就是因为缺乏“诚信”所导致的。此事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紧急制定并一致通过了《商业欺诈法》，该法明确规定以后对那些财务欺诈行为将采取严厉的惩罚。至此，一场大规模的拯救“诚信”的运动在美国展开。而与此正相反的是，由于美国通用公司基于一贯的诚信原则，它已经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一位叫黄晓南的中国访问学者，他在一篇题为《信任也是一种约束》的文章中，讲述了他对美国社会中“诚信”的一种认知：
……当然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撒谎在美国人看来是最要不得的恶习，犹如我们中国人看待偷盗一样，为人所不齿。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撒谎，正如我们中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偷盗一样。所以，一般说来，你说什么，人家就信，除非有规定须出示证明……
美国是个提倡“信用”的社会，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信用。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但所有的信用都表现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一旦发现作假或诈骗，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到那时，在生活和事业中便会处处遇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人人把个人信用看得高于一切。
记得1994年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夏天到纽约旅游。那天特意去参观仰慕已久的大都会博物馆。门口售票处的牌子上明码标价成人票价——16美元；学生——8美元。
尽管我很清楚，美国人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而且是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但我还是吃不准自己算不算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可以说是学生，但又没有像学生一样交学费，也没有学生证。我有心省下8美元，可又怕售票员要我出示学生证。万一弄得让人家怀疑咱撒谎，既丢“人格”，又失“国格”。
踌躇良久，我想了个两全其策。我向售票小姐递出16美元，同时又对她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学生，如果……”我的下半句话是，“如果访问学者也能够算的话。”
可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面带微笑地问：“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说。
她很快递给我一个做通行证用的徽标和找回的8美元，并笑着说，“祝你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全然没有顾及我一脑门子的“思想斗争”。
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时隔6年，去年夏天我带妻子和女儿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票价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当年的访问学者，而是挣工资的驻美记者。尽管我和我妻子从外表来看要充当学生仍绰绰有余，但出于对“信任”的珍惜，也为了自重自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个成人、一个儿童的门票。尽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与上次一样愉快，因为我没有辜负别人的信任。
从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固执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引自《读者》杂志2003年第3期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诚信“所导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国社会群体生存的一种纽带，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方面来自于彼此真诚的互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道德要求，否则这个人将难以生存。当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生存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一种“诚信”的时候，那么一旦“诚信”被毁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发生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之后，就如同在美国本土引爆了两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美国朝野上下那种世界末的灭亡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使我想起曾经假冒伪劣盛行一时的中国温州。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只要一提起温州，那么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谎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从这艘假船上卸下来的无一是真货。这种结果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几近崩溃。后来温州政府下决心搞了一个“重塑温州形象”的诚信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看如今的温州或许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历史博物馆了。
石家庄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向他的父亲要15元钱，说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个所谓的全国“新星杯”作文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按理说，这位父亲听到此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但这位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作文比赛孩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获奖。这就使这位父亲对这种所谓的比赛产生了怀疑。据自己的儿子说，他们班上有77人，其中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21人，并全部获奖，一等奖4人，二等奖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奖。父亲的犹豫，让孩子有点着急了：“爸，要是不交钱，就不给发获奖证书，没有证书做凭证，就等于白获一次奖。”此刻，父亲与孩子之间，其实心里谁都清楚这种奖意味着什么。但，一种虚荣成就了谎言的一次次得逞。于是，儿子又一次“获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大赛”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们却依然鼓励并推动着这种谎言的成功登陆。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这种获奖证书，那么以后老师就会看不起我，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了钱就行了，但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们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这是假的没错但你不是照样乖乖地自投罗网么？这就是假的但你寄给我们的人民币可千万不能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但记住那“获奖证书”可不是假的，这上面可是有国家级协会的印章啊；谁说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连获奖证书都不会寄给你，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假的了……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一种中国式的造假逻辑，很多时候当你面对这种逻辑的时候，你会脑子发硬，思维堵塞，你有一种渴求让黑格尔活过来的强烈愿望。因为你解构不了这种逻辑，于是你企图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来帮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依然无济于事。就在前不久在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位素称对亚洲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回答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竟尴尬地坦言道：“我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目前还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请给我时间。”
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所以他宁可保持缄默也不虚张声势。因为任何一位“做不好关于中国功课”的人，假如他开口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为了避免这种信口开河，保罗·克鲁格曼选择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的活过来的话，我看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关于中国的这种功课是很难能做的，这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认真的评选，大赛办准备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有国家级协会颁发，层次高，在业绩考核、升学谋职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大赛办各种经费开支较大，请获奖者将每证的制作、包装及挂号邮寄费共计18元汇至大赛办。”除此之外，通知单还对学生的班主任承诺：“于您为大赛作出的贡献，18元中可提留3元作为奖励，并向您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免收证书费用……”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做这门“中国的功课”。
这份“大赛通知”无疑是“大赛办“写给学校老师的，而老师呢，再把这消息告诉班上的学生，于是学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事实上老师是这种所谓大赛的实际组织者。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一是他（她）每让一个学生去参加这种大赛，他就能从中得到三元钱，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有的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学生的获奖数量、获奖级别当作‘硬性指标’，这无形中也使老师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各种‘赛事’。”这是北京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对记者说的。
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就是，“大赛办”通过学校和老师来作为实施者，让学生们参加这些所谓的作文大赛。于是学生们就把作文连同钱一块寄给大赛办；“大赛办”收到钱后，就按照比例装模作样地评出所谓的“一、二、三等”奖来，而后，又跑到“国家级协会”盖个章，顺道就把这“获奖证书”给这些参赛者们寄去；于是，收到“获奖证书”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又获了一次奖，又多了一项资本；当然父母也高兴，咱孩子又获奖啦，随后把获奖证书高高挂在庭堂中央以便让邻居家来串门时一目了然；而老师呢，也不错，先数数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钱，同时还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喜哉喜哉；最后学校呢，看看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多少学生获奖啦，这样校长到教委去汇报工作时也挺有面子的，没准这样的奖获多了以后还能升为重点学校呢……就这样，一场“骗局”在这样一种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潇洒完成。有趣的是，在这场“骗局”中，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家长、学生以及骗子们都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场“骗局”中竟没有输者！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高高兴兴地共同来为这场“骗局”作最后的庆典。
这就是这门“中国功课”的全部答案！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赢”！
这就是中国逻辑的非逻辑解构方式！
保罗·克鲁格曼一再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来解答“关于中国的功课”，老实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没戏！
同样，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能活过来让他来对中国的逻辑作解构，老实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根本就连“北”都找不到！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有一个原本对人生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中学生，随着她在一个虚伪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当这位孩子长到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世界变了。变得如此虚伪，变得当她用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无奈地选择了沉默：
记得一位同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谁也没讽刺我什么，但他们在无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却分明在提醒我：你无足轻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感觉到身边的人不一样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变了。我开始发觉那些班级职位的魅力是那么小，班委们大多数都是那样地虚伪——他们在利用老师。在小学，我是老师的“宠儿”，我是班委，一切课余活动都有我的份儿；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的我是怎样度过光阴的，只知道那时每天做的事都是为了讨好老师。上了中学后，我却愕然地发现我变了：老师问谁在小学有过职务？谁想当课代表？……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或许，这是因为我在小学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当有一天，在一次大选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才有那么少的票数，发现班里的同性都不爱接近我，发现班里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讨好的，都是老师的宠儿。宠儿们做错了事，大家一定会用一切理由变成好事，宠儿们偶尔没写完一次作业，大家一定会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宠儿们有时没有考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笔误”。可相反，如果这事情不是发生在“宠儿”身上呢？换来的是沉默的嘲笑、沉默的讽刺……没错，我也知道怎样便可以讨好老师，但我觉得那样好不要脸，好不要脸。
曾经有一次，我做出了几个宠儿没做出的证明题，她们以一种含着惊讶、蔑视的眼神望着我。还有一次，语文的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一个宠儿居然用那样蔑视的眼神问我：“抄谁的？”我感到莫大的耻辱！虽然我早在不经意间学会了忍耐，但是我受不了，受不了！我本可以对他翻脸，本可以狗血喷头地骂死他，但是我没有，只因为他是宠儿，没有人会帮我。就连评分的时候，宠儿们都说我不好，我差，我什么都差。他们不想与我做朋友可以，但是他们不能贬我！并且是以这些方法来贬我。我很窝囊，对吗？被宠儿贬的，不只我一个，但是，不是所有被宠儿贬的都像我一样沉默着。记得一次上音乐课，老师让每人唱一支歌，轮到一个宠儿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小声聊起天儿，然后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宠儿一下子回到座位上哭了。“反动派”们，抓住了女宠儿的最大特征：自尊心极强，承受力极差。看到这一切，我本应该高兴才对，但我此时却有点辛酸的感觉。我理解宠儿，是因为我当过宠儿。这件事的结局可想而知：宠儿把一切告诉了老师，老师占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解决这件事。虽然没点名没点姓，但这种“笑里藏刀”
的训斥使宠儿更加得意……
13岁以前，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我相信所有人的每一句话，直到我上了那不仅几次的当，我才开始在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仔细透视这个世界，可我换来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不敢想象这就是生活，所有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复杂，我变了，开始彻底的变了，由一个活泼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开始记起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你太天真了”，和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的忠告：“以后不要那么天真”。现在的我好感谢他们，但他们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我们已经有一年两个月没见面了。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那偶尔的一句话会令我这样感动，而且不会知道今日的我真的不再是一个天真的女生了。
结尾是这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仅要面对虚伪，还要支持虚伪发扬光大。宠儿们不就是靠虚伪成名的吗！如果你不会虚伪，也就会像现在窝囊的我一样，哭天喊地呻吟着。
我们应该为这位孩子哭泣，因为她过早地承受了一种虚伪对她的折磨。原本应该享受一个天真浪漫季节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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