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部曲-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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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曾国荃才第一次点了点头。

“现在来谈谈李臣章与瞿荣光结合一股的事。沅甫，你是怎样看的呢？”曾国藩问九弟。

“我看这也没有什么。”曾国荃想了想，说，“这也是一种谋生手段。至于瞿荣光，过去当过长毛，现在不是的了，也不必算老账。”

“沅甫，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太肤浅了。”曾国藩紧锁双眉，看着自己这个爵高秩隆的九弟，心中为他的见识浅薄而深深担忧。“胜利者的湘军和失败者的长毛结拜兄弟，共同谋事，在失败者的眼里，胜利者究竟还有几多分量？在胜利者看来，失败者又有几成罪孽？猛虎山这两支人马的组合，岂不意味着把湘军和长毛扯成了一条平线？”

前吉字营统帅压根儿没有作过这样的深思，一时间，他简直不能分辨大哥的联想究竟是精辟的见解，还是无稽之谈。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这是其一，要害还不在这里，要害在于这实际上已经泯灭了大是大非的界线。我们湘军是保君父、卫孔孟的王师，行的是救国救民的光明正大的事业，而长毛干的是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勾当。这中间是非善恶泾渭分明。我们与长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怎么能够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呢？哎，这班子糊涂虫！”

曾国荃听了这话，脸不觉红了起来。

“李臣章这班家伙，敢公然藐视太后、皇上，心怀不臣之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重做长毛的事。湘勇战死的不算，活着的至少有二十万之多，十成中只要有一成李臣章这样的人，就有可能使天下大乱。而现在滞留安徽、江西、湖北不回原籍的湘勇还不止两万，且大部分都被哥老会所拉拢，成帮成派的，他们胆子大，手里有枪，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埋在长江两岸引火待发的炸药！沅甫，你看到这一点吗？”

“有这样严重吗？大哥，你过虑了。”曾国荃不同意大哥对李臣章这批人的苛责。“他们说到底，只是一班兵油子而已，轻松饭吃惯了，不愿再做风吹雨打日头晒的农夫罢了。再说，大乱方平，你我兄弟，还有雪琴、季高、少荃都还在，谁还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蹈长毛覆辙？”

“你说得有道理。”曾国藩轻轻颔首，“我们兄弟在，雪琴、季高、少荃等人在，有异志者不能不存戒备之心，眼见得到的这十年八年或许不会有大乱。季高精力虽过人，也已年过花甲，雪琴五十多了，你和少荃也都到五十边上了，而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湘勇中许多人还只有李臣章那样的年纪，难保十年二十年，老成凋谢后他们不会目中无人。当然，倘若朝廷力量强大，也能镇住四方，但现在恰恰是女主临朝，皇上孱弱。”

这里是警戒森严的江督衙门的后院，且时已深夜，绝无人迹，出于多年谨慎过度的习性，曾国藩在说到太后、皇上时，仍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恭王被疑，中枢无干练之才，而十八省督抚中，凭军功起家者已过其半，他们手中至今仍掌握着属于自己的军队。我朝开基两百多年来，外重内轻之局面无有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沅甫，你三十岁前便读完了二十四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常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沉痛地说，“沅甫，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

“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

“沅甫，”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肖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滓，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可泣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江宁打下后，不上交一两银子，且纵火焚毁伪天王宫，这几年对此事的公开指责虽已平息，人们的腹非岂可消除！我朝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从来都是世业制，没有出现过半年之间裁撤十多万军队的先例。且撤勇之时，欠巨额之饷，积无穷之弊，通通没有解决，潜伏了大量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募勇之初所不可能想到的。倘若今后没有更大的乱子出来，朝廷和后人或不至于苛责；倘若湘军中的败类有朝一日举起反叛的旗帜，这些老账新账便会一齐算，史册上就会说曾某人建湘军是做了一件大坏事，连你曾沅甫打金陵，后人也会说你不是为了朝廷，而是冲着小天堂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来的！”

“让他们说去吧，我不在乎。”曾国荃嘀嘀咕咕地嘟囔。

“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曾国藩阴郁地说，“这是件可悲的事。而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已清清楚楚看出了它今后的结局，但无力扭转。前人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知花要落去，却不可能将春天挽留住，人世间真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

曾国藩一时觉得五内隐痛、神志纷乱，他不得不停止说话。曾国荃脸色黯然，低首不语。督署书房死一般地沉寂。

过一会儿，曾国藩略觉心里平息一点，又坚持说下去：“我是活不久的人了，这次请你到江宁来，首先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总以江山社稷大功臣自居。其次，世道乖乱，局势不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长保今日的处境，住在荷叶塘，当你的财主庄东，不要再出来做官。大哥我早在打下金陵时就想激流勇退，只是那时要让你先回去，不能两兄弟同时开缺，故而留了下来。后来捻战失利，名望大损，我三辞江督而不允，孰料又遇天津教案，致使一生清名扫地以尽。庄子说长寿多辱，确是实话。我若在金陵打下时就死去，哪有后来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的耻辱。你也差不多。这几年做鄂抚，捻战无功，又与官秀峰不睦，上下左右都有闲言碎语，处境也不顺利。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曾国荃想，大哥这番话尽管说得悲观哀痛，但的确是实情，兄弟二人自大功告成之后，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过去当统帅，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痛快极了，做起疆吏来，却处处掣肘，事事不顺，连指挥打仗的看家本领都不灵了。莫非真如大哥所揭示的：曾氏兄弟是为平长毛而生的？

“唔，唔。”曾国荃轻轻地哼着，点了几下头，表示记下了哥哥的话。

“沅甫，我这里有一首诗，你看看。”曾国藩抽出屉子，从一个大信套里拿出一张精美的梅花水印笺来，递给九弟。

曾国荃接过一看，水印笺上是一首七律。他轻轻念道：“祇将茶蕣代云觥，竹无尘水槛清。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你看看，这首诗像是什么人作的？”

曾国荃握纸沉思好半晌，才慢慢地说：“‘金紫满身’，看来是个大官，‘文章千古’，又是一个擅长诗文的人。只是最后两句不好理解。‘一场春梦’，这是说的什么呢？难道说诗人对自己过去的作为有所悔恨吗？”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身居高位而心怀郁结的人写的。”曾国藩凝视着水印笺，右手无力地在胡须上抚弄了两下。

“他是谁，我想不出来。”曾国荃疑惑地望着大哥。

“恭王。”曾国藩淡淡地说。

“恭王？”曾国荃惊讶地重复一遍。

“这是昨天荇农给我寄来的。这首诗的要害就在最后两句：‘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什么是恭王心中的春梦呢？”曾国藩问九弟，九弟直摇头。

“我看极有可能是指的十一年前的那桩事。”曾国藩自己作了回答。

“大哥是说恭王协助太后除掉肃顺的事？”曾国荃盯着大哥，心里有点紧张起来。

曾国藩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恭王与太后隔阂甚深？”曾国荃说。

曾国藩仍未做声，只是又略为点了一下头。

“恭王与太后之间为何有这样深的隔阂呢？看来当年一罢一复的事，彼此的成见至今还未消除。”曾国荃喃喃自语。

“沅甫呀，这里的事情太复杂了。”经过一番很久的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终于郑重地对弟弟说，“恭王器局开阔，重用汉人，这是恭王的长处；但恭王又过于聪明剔透，晃荡不能立足，这是恭王的短处。金陵初克，皇家内部便起矛盾，可以看出西边的太后容不得才大功高的叔子。而叔子又不甚检点，终于给嫂子抓住了把柄。一个回合下来，叔子败给了嫂子。同治八年，西太后派身边的大太监安得海南下办龙衣锦绣，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奏报到京时，恰逢西太后观剧。恭王与东太后商量后，杀了安得海。在恭王看来，以维护祖制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甚是乖巧。他没有想到叔嫂的怨恨又深了一步。近来为修圆明园一事，恭王又与西太后意见不合。令人担心的是，这中间还夹杂一个醇王。醇王胸襟狭窄，才识浅陋。前年津案发生后，他甚至说出捣毁所有在京外国使馆，赶走所有洋人的糊涂话来，于此可见他的才具。可偏偏他又爱出风头，不满其兄的崇隆地位。他又是西太后的妹夫。我已预感到，恭王总有一天会彻底败下来，接替其位的必定就是那位七爷。而这一点，恭王自己似乎也有所意识，故有‘一场春梦不分明’的感叹！皇家内部的争斗历来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李臣章那些人所说的娘偷人、崽嫖娼之类事情，或许没有，即使有，也远不能与此相比。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不要再去想起复做官，安心落意守祖坟的原因所在。你明白吗？”

这番话说得一等威毅伯目瞪口呆，惊恐不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心里仍寒战不止。

“大哥还有一句老话要对你说，那就是散财求福。”曾国藩从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灵深处的震动，知道自己这番话能被他接受，于是改以平和的口气说，“这一点，大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恶名，其实自己没有占多少非分之财，这也是这些年来你心情郁郁的一个大原因。”

“只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听了大哥这句话，曾国荃很觉宽慰，过后又愤愤地说，“不知哪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取了这个名字，流毒全国。”

“《春秋》责备贤者，这是人之常情。”曾国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听谁取的名字，既然能流毒全国，这就说明苛责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再说你也是得了好处。眼红、妒忌，是人的通病，万年以后也消除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财分谤，这是古人常用的办法。我常对纪泽兄弟说，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两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侯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款，甚至不惜像叫化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等。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讥讽我是一个没有理学著作的理学家，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让人射吗？”曾国藩自嘲似的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